求真与审美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对立统一，穷理与审美在历史审视中殊途同归，在冲突互动中获得审美主体心理上的和谐和一致。黑格尔说：“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⑨e]。历史与艺术的生命都是真实，虽然艺术的真实有时并非历史事实，而历史的再现也毕竟不同于艺术再现，但在再现、营造典型历史文化氛围，刻画历史人物形象以及在对历史心灵与悲剧性的揭示方面，二者却又有惊人的相似性，正如近人张荫麟先生所言：“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形之境界”[⑩e]。《史记》中荆轲易水河畔的慷慨悲歌、项羽在四面楚歌中的挥泪别姬、《资治通鉴》对赤壁大战前夕的紧张氛围及曹、刘、周（瑜）等人心态的揭示，是信史、还是小说，已难分彼此了。
    历史重构除了依据史料作逻辑处理外，最重要的媒介是历史想象。历史学是历史学主体间隔着巨大的时空空白对已消失历史过程的重构和文化再现，即使占有最大限量的史料，也难以穷尽整体意义上所有历史细节，原原本本恢复历史真实。西方人说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道出了戏剧人物在不同观众心中的迥然各异的形象。戏剧人物如此，无法照面的历史人物在主体意识中更是如此。因此适当的想象思维成为历史重构中所必须的中介，即把可能性转化为事实性。现代西方史学对主体历史想象思维一再予以看重，并大量运用于史学实践，倡导“诗化”在史学中的意义。布克哈特说：“我在历史上所构造的，并不是批判和沉思的结果。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生动的篇章”[①f]；卡西尔进而强调说历史学家“不能遗忘或忽视任何重要的事实，然而最终的决定性步骤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的活动”[②f]；科林伍德在其重要历史理论著作《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辟有专门章节阐述“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e）问题。他认为历史思维实质上乃是一种想象活动，因为“每个现在都有它自己的过去，而任何对过去想象的重建其目的都在于重建这个现在的过去”[③f]。历史想象在西方又被称为历史的“诗感”（Sense of Poem），通过想象思维作为恢复历史原貌并使主体获得历史美感的重要途径。但这种想象并非是随意思维，而应有固有时空的递进秩序，即历史发生的可能性，以弥补记载中的空白和难入史的细节，如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内心活动；历史时期的山川河流、风晴雨雪等，都应与文献提供的线索相印证，因而科林伍德又将这一思维称之为“合理想象”（Reasonable imagine）。
    但是，由于历史学著作本身固有的格式及其原则、体例方面的规范，有关历史时期的精神情绪、心态情感以及总有一类人物（如卑微小人物及其某些妇女）难以入史，同时史家的情感审美往往在正宗史著中难以直接表白，于是历史美学另一表现形式--咏史诗便应运而生，参与并取代了正规史学难以企及的部分功效。张荫麟说：“过去吾国文人，其于史界之美感觉特锐，此于旧日抒情诗中怀古咏史之多及词章中以史事为直比成隐喻之繁可见”[④f]中国咏史诗源远流长，从《诗经》到《楚辞》，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至唐宋刘禹锡、杜牧、李商隐、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等人都有大量精彩隽永的咏史诗传世，这些咏史诗一定程度上通过寄情于历史、诉诸于审美对象，慰抚了富于历史感的文人学士多忧的心灵，“从历史苍茫中体悟到从古漫延至今又弥漫在自己周围的痛苦的分量乃至终极的迷惘和悲凉、动荡和世风、重情的文风，驱使这个时代的文人在对历史的艺术想象和理性思考中，寻找到咏吟这一条疏导自我情绪、表达情感的通道。”[⑤f]而这一历史复杂情感意识恰好是正规史学所缺乏的。由于咏史诗歌更多偏重于悲剧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正规史学常被忽略的女性悲剧命运，诗人们常常借此抒发感士不遇的郁苦、叹息人生无常的悲伤，将深沉的思想触角探入幽暗的历史生命世界，在探讨历史悲剧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特殊认识价值。
    咏史诗中，历史想象可以充分张开翅膀飞翔到史著难以企及的历史精神的幽邃境界，审美主体与遥远的时空可以在瞬间触通神交，沉埋于遥远年代的人物或场景在历史想象中都可能刹那间被激活，在主体心理中纷纷扬扬，呼之欲出。“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苏轼对赤壁大战的历史想象，不仅再现了周瑜风流倜傥、笑傲曹兵的英雄神韵，也在长江千年历史风云中捕捉了一份典型的美学意境；“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港口夕阳斜”、“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刘禹锡）。六朝故都、西塞山下，总能触发诗人的历史情思；“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隋宫》），李商隐的咏史诗总能在历史与现实幽明交接间捕捉历史灵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杜牧登临骊山，眼前陡然浮现的历史画面竟如此鲜明，荔枝快马、贵妃笑靥仿佛就在眼前。当诗人咏叹历史遐想隐入时间迷雾中的历史人物，获得的历史感受是感性直觉的生动鲜活，至于咏史诗中隽永的警句，深沉的理性思考，正是历史想象的美学结晶体。
    历史想象对于历史学而言，不仅具有装饰性作用，也兼有结构性意义，是历史审美方式的一个重要体现。历史想象力在展开过程中表现出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在主体思维中重建了过去的历史真实，而历史真实的复原想象就是一个审美过程，从而实现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样，历史不仅有了更完整意义上的真实再现，更有了美学意义。
    五、历史审美的意义
    历史的客观美是历史美学的自然基础，但前已论述，历史审美又是一个复杂的深层审美心理机制，其给人的美学感受相当程度上不是外在感官而在内心体验方面，即柏格森所看重的“感性直觉”方面。
    给人以心灵启迪、即培根所谓“读史使人明智”是对历史启蒙价值而言；而给审美主体以心理激励、抚慰、陶冶、愉悦则是历史美学价值的特殊功能。作为人类思想行为最大的背景参照系，历史给人的启迪与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在心灵益智和灵魂铸造方面，历史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而历史审美则偏重于历史给人的心理体验而产生的美感方面，正像本世纪老一辈史学家张荫麟所说：“历史之浩远、世界之壮观，足以陶瀹吾人性灵而开拓吾人之心胸者”[①g]。历史的美感教育意义，西方历史理论注意较早，屈维廉发表于1913年著名的《克莱奥：一位缪斯》中说：“历史的价值不是科学的，它的真正价值是教育方面的。”[②g]；罗素也十分重视历史美学力量在教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历史，我将这样坚持认为--就像人们公认的诗歌的情况那样，是每一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向望的一部分”[③g]，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历史的审美教育功能。
    历史的精神感召力有时可以使人解脱困厄、超越苦难、心灵从桎梏到自由、重获审美创造，在这方面，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不朽史学巨著是典型事例。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受宫刑后漫长而痛苦的岁月里，正是历史上那些先哲先贤忍辱负重、终成大业的事迹给太史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昔西伯拘囿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④g]这就是司马昔“发愤著书”理论，生命的苦闷，内心的创伤可以在对历史的回忆中转化为创造的激情，承受苦难并超越苦难历史上心怀对历史的酷爱，耗毕生心血致力于史学者代有人出，司马光之于《资治通鉴》、郑樵之于《通志》、马端临之于《文献通考》、谈迁之于《国榷》，尽管各有其政治思想动机，但离开了对史学的眷恋与执着，要矢志不渝地完成这些巨著显然是难以想象的，明代柯维骐为著《宋史新编》，竟然“先行自宫”，信司马迁写史虽失之迂腐，但那种对史学的强烈执拗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