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揭示了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向。那么，支配和决定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是什么呢？当然是历史规律。而它又通过什么样的现实力量来表现呢？是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亦或其它？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论，学术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有过两次大规模的讨论，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而每一种看法，都似乎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依据。在笔者看来，寓于历史过程中的动力，不是别的，正是合力。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所阐发的历史过程合力论，是对历史动力论所作的最精辟、最权威的解说。在《致约·布洛赫》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9〕他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则又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10〕历史过程的合力论能够科学地说明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第一，它以历史发展的无穷多样性和无限复杂性为基础，考察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历史合力论容纳了阶级斗争动力论、生产力动力论、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等等。单一动力论，不能揭示历史的全貌，也不足以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力量。历史合力论较之单一动力论有更为充分的理论力度和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它把历史过程中经济运动的力量看成归根到底的因素，是基于历史合力论的；它是在多重力量的冲突与制约中，区分出居于主要作用的力量，从而考虑了历史过程中诸种力量的历史性作用。依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理论上同被它批判的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庸俗决定论、“一般历史哲学”）划清了界线，使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经济因素是归根到底的决定力量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突出的理论特色。
    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有如下几种：历史发展的渐变与突变的统一，历史发展的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历史发展的常规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共同性的统一。它们共同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基本体相。而在历史过程的辩证性发展中，它又包容着多对范畴，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历史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历史发展的滞后性与超越性，等等。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不能离开对上述五大关系、五对范畴的论说。到目前为止，史学概论编纂中暴露出的不可回避的体系性缺陷，在于忽视了历史过程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二
    人是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离开了人，就无所谓人类历史。历史的轨迹，总是人类留下的。因此，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史学概论不能不探讨历史主体论。
    历史主体论首先关注的是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几种演变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讨论历史主体的活动及其形态的。从社会生产方式嬗递的角度出发，历史主体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的几个历史阶段；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关系的演变角度出发，社会主体则经历了“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从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交替角度出发，历史主体则分别属于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共产主义的几种类型。〔11〕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以下三阶段和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直接的社会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个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的高级复归，是对人的隶属性以及自我异化的战胜。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2〕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而不是观念的人，抽象的人。因此，研究历史主体，必须依据科学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主体“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13〕其理论内涵就是：首先，必须具体地考察历史过程中历史主体的生态条件、文化条件；其次，必须考察历史主体的社会生产活动，即人们所赖以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生活方式；再次，必须考察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只有站在社会主体的现实活动的基础上，从主体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考察其历史轨迹，才能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从氏族社会到私有制、从私有制到阶级国家、从国家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才能科学地解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在历史过程中，主体是划分为领袖和群体的，即杰出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在阐述历史主体的时候，对于这对范畴应有深透的说明。在旧历史观那里，宣扬英雄史观，抹煞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史学革命”成了“革命史学”，只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否定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正在于，既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也给予杰出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是社会基本面貌的决定力量，是最现实的历史条件；杰出历史人物则是应时而出的骄子，他能推进或延缓历史进程，任何历史巨人，都是一定社会利益阶层或集团的代表和代言人，其作为对社会现实有多重影响。承认历史巨人的作用，决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只是“1”后的零尾数；而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绝不排斥对历史巨人的历史作用的深切关注。他们的作用互相关联，互相影响。
    在历史过程中，主体是划分为阶级的，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阐述历史主体论时，对这对范畴也应有深透的论述。只承认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抹煞被统治阶级的巨大历史作用，是旧史观的呓语，而只突出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忽视统治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也失之偏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总是历史地、辩证地关联在一起的。针对抹煞被剥削阶级历史地位的旧史观，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14〕针对出发于“道德”和“正义”的矫枉过正之辞，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唯物史观中，统治阶级亦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他论述道：“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须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15〕对于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论述，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宣言》里的著名论断外，恩格斯还从生产组织的作用出发，进行了深刻地论述。因此，在分析历史主体中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时，要用理性和历史主义代替“高尚的义愤”和个别主义。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作为主体的两大对立阶级，其历史作用总是互相关联而又互为相对、互相依存而又互为制约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