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贡献问题，国外有关著作有所论述。例如：土耳其的一些著作较多地强调是由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故获得了土耳其大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支持，当然也遭受到部分顽固的伊斯兰教职人员的反对（注：参阅苏娜·基莉：《阿塔图尔克革命》（Suna Kili,Ataturk Devrimi），安卡拉1983年版；图尔汉·费齐奥卢：《阿塔图尔克道路》（Turhan Feyzioglu,Ataurk yolu），伊斯坦布尔1981年版；乌特坎·科贾图尔克：《阿塔图尔克和土耳其革命大事记，1918-1938年》（Utkan Kocaturk,Ataturk ve Turk Devrimi Kronlojisi,1918-1938），安卡拉1973年版；D.埃尔吉勒：《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过去和现在》（Dogu Ergil,Secularism in Turkey,Past and Present），安卡拉1995年版等。）；前苏联学者比较强调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和改革的反动，认为伊斯兰教职人员在凯末尔革命时期是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为了争取恢复哈里发对整个土耳其的支配和保全自己的特权，伊斯兰教会也附和了凯末尔”革命，对凯末尔革命和改革起了阻碍作用（注：参阅安·菲·米列尔著，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国内没有专门的研究，甚至在研究凯末尔革命胜利和改革的原因时对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的贡献也闭口不谈。这说明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从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号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同支持素丹哈里发政府的教职人员抗衡、配合世俗化改革的实施等方面，论述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为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胜利和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做出的贡献，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号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执政的统一进步党领导人拖入世界大战的深渊。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素丹政府战败投降后，被迫与协约国签订了《摩德洛斯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土耳其军队立即解散，并且交出全部军舰；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由协约国军队控制海峡地区要塞，协约国军队在黑海自由航行；协约国对土耳其的铁路、交通、电信等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协约国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占领土耳其的任何军事要地。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协约国先后占领了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安拉托利亚的东南部和西南部、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安拉托利亚沿线的重要城镇。1919年5月15日，希腊在英国和法国支持下，出兵侵占了土耳其安拉托利亚的西部港口伊兹米尔城及其周围地区。同时，协约国帝国主义还策划在安拉托利亚的东北部建立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在东南部建立“库尔德斯坦国”，妄图肢解土耳其帝国。因此，土耳其成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半殖民地。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公然声称，“我们用不着为土耳其将从舞台上消失而惋惜。”（注：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协约国列强瓜分土耳其的活动加深了土耳其的民族灾难，给土耳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于是，挽救民族危机、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了土耳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1919年6月22日，凯末尔从阿马斯亚秘密通电全国各省军政首脑，呼吁：“国家完整、民族独立正处在危险之中”，“中央政府已经无力履行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民族的意志和决心才能拯救民族的独立”。1919年9月，在锡瓦斯召开的各民族主义组织参加的大会上，选举出了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宣布：“竭尽全力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来共同保卫自己的祖国，使其免受任何侵犯。”（注：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第163页。）
    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把土耳其民众紧紧地团结在这一爱国运动的旗帜下。凯末尔的号召得到了土耳其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响应，特别是在土耳其具有重要影响和特殊作用的大多数伊斯兰教职人员的赞同。他们使用伊斯兰教的教义来帮助凯末尔阐述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性和正义性，用宗教理论作武器支持凯末尔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在希腊侵略军占领伊兹米尔后，民族解放运动在开始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职人员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中宣称“穆斯林是兄弟”，同异教徒进行战争是“圣战”，“逃避圣战”是“七种不义者之罪”，为“真主之道出征而死者”则是五类“烈士”之一。因而伊斯兰教职人员认为：民族主义者是为了保卫安拉托利亚而和希腊基督教徒进行“圣战”，这就使民族主义者和土耳其人民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在战争中得到加强。战争的目的是要把“伊斯兰地方”和“伊斯兰人民”从基督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伊斯坦布尔和安拉托利亚的许多伊斯兰教职人员就明确表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号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巴耶济德清真寺的一位布道师就明确指出：“解放的惟一道路是人民直接掌握主权和行使其意愿，大家都集合在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周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注：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我们从这位布道师的言论中不难看出：土耳其的一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不仅赞成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还主张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思想，这正是对凯末尔领导的革命运动思想的精辟阐释和高度的概括。德尼兹利的穆夫提（注：穆夫提是阿拉伯语Muftī的音译。指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其职责为对各类诉讼提出正式的法律意见，作为判决的依据。其担任条件是精通《古兰经》、“圣训”和其他伊斯兰教教法著作。现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仍然有此职。中国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也有此称呼。）对参加集会的群众说：“没有或只有很少一点武器和弹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阻碍战斗的理由。没有任何保卫手段的穆斯林还可以从地上捡起三块石子扔向敌人。”（注：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第173页。）哈夫查清真寺的一位经师说：“惟一出路是拿起武器……没有武器的可以拿起斧头，没有斧头的可以拿起结实的木棍，立即开始战斗……”（注：S.塞莱克：《安拉托利亚革命》（S.Selaik,Anratulia Devrimi），伊斯坦布尔1981年版，第75页。）“如果你们逃避死亡，或杀戮，那么，逃避对于你们绝无裨益。你们即使逃避，也只得到稍稍享受”（注：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全为真主”（注：马坚译：《古兰经》，第134页。）。可见，德尼兹利的穆夫提、哈夫查清真寺的经师公开鼓动群众拿起武器，那怕是最原始的武器同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军队、土耳其反动的素丹政府进行战斗，以争取土耳其民族的独立和维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当民族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使得安卡拉政权与民族解放事业一致起来。“因而在土耳其人的眼里，似乎所谓人不忠不敬正是那些反对安卡拉政权的人，而不是支持这个政权的人”（注：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3页。）。“圣训”中还告诫伊斯兰教徒“穆斯林是兄弟。谁能满足穆斯林弟兄的需求，真主则满足其需求；谁能解除穆斯林弟兄的忧愁，真主则解除其在末日的一种忧愁。”伊斯兰教的“大教长”塞努西来到凯末尔革命的中心地区安卡拉，并发表声明说，“要以自己本身和自己在宗教上的威信来为土耳其的（民族解放）事业服务”（注：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第187页。）。塞努西的言行为其他伊斯兰教职人员公开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地区安拉托利亚，有的宗教界人士虽然在思想感情上同素丹哈里发有一定的联系，对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有过短暂的观望和动摇，但是在整体上还是安拉托里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埃尔祖鲁姆、安卡拉、科尼亚等城市“护权协会”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伊斯兰教教界人士。19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就有61名乌里玛（注：乌里玛是阿拉伯语Ulamā（Alīm的复数词）的音译，原意为“学者”。一是指伊斯兰教国家有名望的教法学家和神学家，在大法官的领导下对国家问题和民事纠纷提出意见或判决，影响很大；二是指由教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机构。）和八位教团的教长。宗教界人士占了第一届大国民会议议员总数的1/5，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支持，凯末尔也有意识地利用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态度来推进土耳其的民族解放事业，利用他们的特殊影响来组织民众，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凯末尔除了亲自给许多伊斯兰教长写信，阐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外，还在从锡瓦斯去安卡拉的途中专程拜访了影响很大的贝克塔什教团的大教长。为了团结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凯末尔在首届大国民议会政府中共设立11个部，其中既有司法部，又有教法部。教法部的设立虽然是凯末尔对伊斯兰教职人员带有妥协的色彩，但它确实是当时团结伊斯兰教职人员的一个理想的措施。首届大国民议会政府中的教法部实际上就相当于素丹政府中的梅希哈特，即伊斯兰大教长署。凯末尔通过这种形式的妥协同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结成了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战线，获得了广大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支持和拥护，减少了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不失为一个具有远见意义的举措。
    此外，伊斯兰教职人员还从物资上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同英法意等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军队、土耳其素丹政府军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土耳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斗争，就面临着物资资源十分缺乏的困境，为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进行增添了极大的经济困难。1921年8月5日，凯末尔出任大国民议会政府军总司令。为了克服物质上的极大困难，争取土耳其民族独立革命战争的胜利，凯末尔总司令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要求土耳其人民克服困难，节衣缩食，最大限度地支援前线的民族解放战争。总动员令中要求土耳其民众每户缴纳一套衣服，一双鞋袜；商人和居民所拥有的衣料、棉花、羊毛、皮鞋、便鞋、铁钉、粮食、口袋、缰绳等征调40%，其代价以后支付；小麦、大麦、面粉、大米、豆类、供屠宰的牲口、糖、肥皂、油、盐、茶、蜡烛、橄榄油等日用品亦征用40%。
    为了响应总司令的总动员命令，将土耳其有限的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用于支持民族解放事业，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土耳其整个民族，包括伊斯兰教教职人员都全身心地站在了民族事业一边。安卡拉大国民议会政府在1921年1月通过《国民税法令》后，各地区根据《国民税法令》成立了“国民税委员会”，负责征税工作。这些委员会从省到乡的负责人大多数都是伊斯兰教职人员，为了筹集前线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他们的足迹遍及城市和乡村，他们的辛勤工作及时保证了前线对各种物资的需求，为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同协约国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军、土耳其素丹政府进行斗争，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这对于全土耳其的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感召力，对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