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班固对农民有同情之心，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他认为衣食是农民起码的生存条件。人一天不吃就要挨饿，一年不做衣服就要受冻，这是人之常情。“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受冻挨饿的人就不会讲究什么廉耻了。“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他劝皇帝应该“明主知其然也”，就是贤明的君王应当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班固提出要“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以防不虞。他十分同情地说，农民“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人相食”。这些叙述表露了班固对农民所遭受的不幸的同情之心。于是他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疾呼“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班固对农民同情，主张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固然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也反映历史家的人民性的一面，能把农业生产景况与劳动者的遭遇结合起来，把物与人结合起来，这是班固史观的高明之处，是班固唯物观的进步。
    总之，班固对“食”即对农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标准，那就是食为政首，小农经营，食为社会基础，食系民富等。班固对发展农业既力倡也有具体主张，提出了理想的农业标准。这标准包罗了班固的农业经济观，体现了班固农业文化历史观的发展水平。
    至于“货”，即工商业，班固同样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既认同工商业，又不允许其伤害农业，防止本末倒置。因此，对于工商业，班固也有自己的理论与标准。
    其一，视商贸为调节贫富的行当。商贸原本是互通有无，调济余缺，保障生活的手段。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贸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与行业。不仅仅是调济余缺，互通有无的问题，而是经济的本身，并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班固的商业观即对货的认知是保留在原始性、初级阶段的认识水平上。把工商业仅视为调节余缺的手段。“以调盈虚，以取奇羡”。货是做为“准平”功能而存在的。班固在《食货志》中叙述了商贾“计本量委则足矣”（意为估量本利则赚得不少）之后，亦即发财之后，紧接着就说“然而民有饥饿者，各有所藏也”。意思是老百姓受饥挨饿，而商人囤积粮食。通过对比，揭露工商业发展之后带来社会不平等的后果。于是班固提出“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的办法，就是老百姓富足时，谷物就便宜不值钱，国君就应当收购。一旦百姓缺粮，食物不足时，国君就应当散卖粮食，这样贵贱集散应当适合时机，这就是班固所理想的“准平”政策。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守准平”，那么各家各户就会富足，春耕夏耘就会如常进行。所以班固强烈反对富豪剥夺百姓。“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这反映班固反对奸商牟取暴利，致民贫困，主张商业仅做为社会生活调节性辅助行业而已。
    其次，认为货盛招祸。对货怀有成见，但也含有部分的卓识。班固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必须有个度，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就给国家统治招来祸害。“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意思是富商大贾，囤积财货奴役穷人，百里转运，在乡村囤积货物，等待时机，牟取暴利。公侯也都低头巴望商贾赐与。铸钱煮盐，家财万贯，而不支持国家之急需，老百姓困苦不堪。这里说明在封建制度的框架内，一旦工商发展，商人就会成巨富，到头来国危民穷。货隆招祸矣。班固这种认知，既有成见因素，又含远见卓识成分。总之，班固并非一概排斥工商业，认为适度发展工商业，对国计民生是有利，可以使工农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他反对工农业比例失调。在封建制度下，商品经济不发达，如果过度强调工商业，即将适得其反，危害农业，给国家与百姓带来不良后果。这些就是班固“货”的标准，是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与意境。显示班固思想既有保守的倾向，又有合理的成分。
    扬食抑货的农业文化思维
    班固在《食货志》中不仅谈了对食与货，即对农业与工商业的看法与态度，表达了思想意境，而且还强烈地表现出扬食抑货的农业文化思维方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对食与货历来处理不当，不是从社会制度去考虑问题，结果都是靠扬食抑货的办法来求得平衡。这是传统的农业文化思想模式与必然的政策。
    班固扬食抑货思维的理论依据是“食货矛盾论”，即货盛伤农之理论。班固认为，中国原本是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盛世。“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整个社会是和谐一致的，“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在班固眼里，我们祖先留给了我们一片乐土。只是到了后来，周朝衰败，农耕遭破坏，“暴君污吏慢其经界”，“上下相诈”，“于是上贫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由于社会混乱，百姓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务须买卖交易，以得到所需物品。于是贱买贵卖，为富不仁就出现。“贵诈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由于籴粜价格差异悬殊，结果伤害平民与农民。“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鉴于此，班固认为善于统治的人，应当不损害平民利益而使农民又乐于耕种，两全其美。“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班固从农业文化思维出发，迷恋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把买卖交易看成是社会混乱的根由，把食与货对立起来，这是产生扬食抑货思想的原因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工商富而农业贱的经济现象。导致农民弃农经商，引发社会贫困与混乱。班固面对这种经济现象与社会现实，由于未能认识到这是社会制度问题，当然不可能提出科学的解决办法，遂把重农轻商当成灵丹妙药。班固认为，由于工商业发展，贱买贵卖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富商巨贾与王侯一样派头阔气，享不尽荣华富贵。“富埒天子”，即富贵与天子同。工商业发展，造成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这样的社会不均不平等，造成农民离乡背井，社会问题就会日益严重。“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班固看到背弃农耕而追逐工商利润，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于是大力主张重农抑商政策。“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己矣”，“方今之务，在于力农”，“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所以，班固认为经商会致富，务农则贫穷。这种行业不平等是社会经济病根，因此班固希望人为消除这种工商与农业的行业不平等，力主扬食抑货。但是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消除这种工商业与农业的行业不平等问题。因封建制度是这种行业不平等的根源。班固未能认识这一点，唯有寄希望于重农抑商政策了。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仅官府压榨盘剥农民，商人也兼并鱼肉农民。历史上农民周期性的陷于绝境。班固基于对农民的同情，也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轻徭薄赋。班固对商贾剥削农民十分反感，书中揭露了商人的为富不仁的面目。“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坐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意思是大商巨贾，囤积居奇牟利，小商人贩卖东西，蓄积货物，高价出售。白天市贸繁忙，趁国家危急，倍价售卖。因此这些商人男不耕耘，女不丝织，可穿的都是绸缎，食必鱼肉，没有农民那种痛苦，有几百上千钱的收入。由于富有，结交王侯，势力超过官吏，为利而相倾辄。他们遨游天下，衣冠相望，乘坐肥马轿车，穿戴精美的丝绸服饰。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缘由了。班固基于对农民的同情与对商人的嫌恶，又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因此重农轻商就成为逻辑之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