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当中，思想史是一门需要更多地进行理论思辨的学科。思想史就是思想的历史，因此，它对研究人员的思想方法、整理与总结的技术具有某些特别的要求。
    历史上的思想问题，或者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成果，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般说来，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上的思想著作，都是作者经过理论思维而得出的结论，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而且也不可能重视他的理论思维过程。思想就是求知。一个思想家可能充分占有信息，作出比较全面的、可靠的结论；可能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地接近事物的本质，从而使他的看法，包含许多需要继续调整的内容；可能经过多次反复，仍无法接近真理；甚至可能从正确的立场上倒退，重新陷入谬误。这些情况的出现，有的由于客观假象，有的由于思想方法问题，有的由于种种外在压力。当我们对这些至关重要的条件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而仅仅面对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也许会走向迷宫的十字路口。前人的思想，又往往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如同历史一样，思想史也是一个不断延伸，不断有新发现的认识领域。有时候，会有偶然出现的种种文字的、口述的、实物的材料丰富或者修正过去的确认，从而导致有关原意的变化。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生活，永远滋润着人们的观念。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种种心得、体验和灵感，或许具有全新的价值，当然也可能与某些遥远的“曾经”重合，如果及时记取这种心灵的机缘，会十分有益于反思过去的认识，实现思想的追溯与对话。所有这些，都要求思想史研究必须讲究一些基本的方法。
    一
    前人对研究思想史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学术财富。
    梁启超比较重视史学方法，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也下过一定功夫。他曾提出过两个问题，即“学者的人格”和“学问之价值”。他指出，所谓学者的人格，就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而所谓学问之价值，则“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1] 他又提出了治国学的三个标准，即求真、求博、求通。所谓求真是讲“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要知道他‘的确是如此’，才能断判他为什么如此”；所谓求博是指“我们要明白一件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所谓求通是说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记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2] 在这里，梁启超所提出的善疑、求真、求博、求通、创获等一系列原则，对于研究思想史具有相当的参考意义。
    胡适对研究思想史的方法，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见解，他说：“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顺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兴废沿革变迁的事故：这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3]
    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和它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但是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思想史，却是一门年青的学科。以上梁启超、胡适对思想和国故的研究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因此，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表现在，第一，由于当时正是中国新史学的诞生期，思想史的学科特征不太明显，因此，其研究手法与整理国故的手法，还有互借的性质；第二，无论是国故整理，还是思想史研究，当时碰到的突出困难都来源于史料的收集、校勘、考订，而经近几十来年来的努力，史料方面过去存在的某些困难，已经不是主要的障碍；第三，当时人们对思想史的意义的认识比较单一，人们还只是认识到须要用一种现代科学精神和方法，梳理和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建立其当代文本，进而言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生生不息的生活实际，会不断发生文本演绎的问题；第四，他们当时提出的某些问题和方法，还带有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互相混淆的性质，如果不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便会感到难以捉摸。
    二
    笔者认为，我们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验证。所谓验证，是指考实思想资料，这是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最起码的步骤。我们研究某种思想，如果它的内容不真实，当然无从实现所谓求真。由于辗转传抄，版本流变，文字衍变，甚至纸张霉蛀等等原因，某些思想的本来面貌，常常会有较大出入。看不到这些差异，弄不清真相，就容易导致误解，比如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指鹿为马等等。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清代考据学表示深深的敬意，梁启超曾经十分准确地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释，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4]应当指出的是， 中国近代思想史本质上是清代考据学之后的一个文化层，它所代表的是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以近代交通、通讯、印刷、教育和观念为标志的新的信息时代。整理这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也许对成为清代考据学拿手好戏的关于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素养，不会有太多的要求，但是丝毫不是说，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已经过时，更不是说可以淡化其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近代学术与考据学时代学术具有不可割裂的承继关系，而考据学所悉心整理的悠久的历史典籍，又从更加深远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了近代学术的传统资源。今天，面对近代学人，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罗振玉诸辈的学术遗产，必须承认考据学的有关知识与方法不可或缺。除了这一层意思以外，即使对那些近代学术与思想中已经开始超越传统而相对浅薄的成果，我们也仍然无法放弃传统的校勘、考订方法。比如，康有为戊戌奏稿原折的发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早期内容的发现，都十分有益于人们了解他们的思想真相，了解其原本内容与后来通行版本的差异。还要看到，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把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随着近代社会的政治革新和文化蜕变，不可避免地出现传统意识形态的断层或空洞，于是，就引发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饥渴。近代中国的统治者常常会主动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饥渴，用满足这种饥渴的办法开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资源，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道风景线，即有些人故显神通或者附庸风雅地玩理论、玩哲学。用验证的方法研究近代思想史，研究某些理论者的本色话语与其理论包装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认识传统社会尚不多见的另一种政治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