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早期史领域，伯纳德·贝林独张一军，卓然成家，任何一个要在政治史和人口社会史的研究上有所作为的学者，都不能忽略他的一系列著作。早在80年代初，国内学者在撰文评析美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时，就提及贝林；（注：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价”，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9-60页；张友伦：“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性质和原因的几种论点”，载《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88-89页。）他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说，于90年代初被迻译为中文；（注：译文载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423页。该文集的主标题系采用贝林演说的标题。）同时还有文章评介以他为主将的“共和修正派”史学。（注：满云龙：“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不仅限于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他在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建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以及应答现代史学挑战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把握当代美国史学的趋向和开阔学术视野，都应当有所启示。
    一、美国早期史的解释框架
    生于1922年的贝林，属于二战后复员重新入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代学者。他自1949年起一直执教于哈佛大学，于1981年担任“亚当斯大学教授”这一哈佛最高的教职。与艾伦·内文斯和菲利普·方纳那种“历史著作工场”式的史学家相比，贝林不算多产，迄今已出版的著作不过十余种。但他的作品以质取胜，所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同时荣膺普利策奖和班克罗夫特奖，《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获得全国图书奖，《渡海西行的人》再获普利策奖。在美国历史学家中，一生获得4项全国大奖者，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亦当寥寥可数。
    贝林的治学历程，以1970年代末为界，大体可分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侧重研究早期政治史，特别是美国革命史，他的学术声誉即奠基于此；近20年来，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人口社会史，其“大西洋史”工程目前尚在进展当中。
    在贝林开始涉足美国早期史时，他前面已经矗立着许多高峰似的大家。19世纪的乔治·班克罗失特、弗朗西斯·帕克曼自不待言，在20世纪前半期，查尔斯·安德鲁斯、劳伦斯·吉布森、赫伯特·奥斯古德之于殖民地史，梅里尔·詹森、查尔斯·比尔德、老阿瑟·施莱辛格、卡尔·贝克尔之于美国革命史，塞缪尔·莫里森、帕里·米勒之于思想文化史，都是各领风骚的一时名宿。贝林作为后进，倘不能标新立异，自然无法走出那些大家所投射的巨大影子。
    贝林选取的路径，是从思想意识的演化入手，梳理美国早期政治史的脉络，进而构筑解释美国革命的新框架。他的工作分三个层次展开：一，探寻北美政治的渊源；二，描述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的形成；三，展示革命的思想意识对革命时代社会观念的重塑。
    贝林发现，在北美殖民地居民中，极其珍视自由权利、高度警惕专权暴政的心理，堪称根深蒂固。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国当中，唯有英国宪政体制最为完善，英国社会的三大等级，即王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反映到宪政体制当中，就是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抑制了权力这一自由的天敌的膨胀和扩张，因而是自由的根本保障。但是，英国掌权的大臣们为了控制权势，采用腐败的方式，力图打破宪政体制内部的平衡，“英国人的自由”于是危在旦夕。那些大臣们还和殖民地官员联手，要将这种计划贯彻到北美，使北美居民沦为失去自由的奴隶。无论是“印花税法”还是驻军北美，无论是“波士顿惨案”还是“五项不可容忍的法令”，都被认为是英国那些邪恶的大臣们试图剥夺北美居民自由的证据。人们感到，不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一个扼杀自由、奴役人民的巨大阴谋正在形成和扩展，这使北美居民惊恐不安，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叛为“腐败”所吞噬的英国，在北美为自由保留一个“避难所”。这些想法并非为精英人物所独有，而是广泛散布于大众中间的思想意识（ideology），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状态。美国革命即为这种精神状态所孕育和催生。此即解释美国革命起源的“阴谋假说”。
    富有意味的是，这一反英的革命思想意识，却是由英国的思想资源培育而成的。贝林认为，18世纪的北美居民在文化上还是属于“英格兰的”，他们对于英国政治和政治思想十分敏感。在沃波尔主政时期，英国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他们借助英国宪政平衡的理论，抨击沃氏专权跋扈，破坏宪政，严重危害民众自由。他们指责当局腐败，高扬自由和权利的旗帜。在这群被称作“乡村派”的政论家中，约翰·特兰查特和托马斯·戈登名声最盛。他们上承詹姆斯·哈林顿、阿尔杰农·西德尼的共和主义之余绪，下启风行18-19世纪英美世界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先河。这些反对派的言论，在英国本土并无很大反响，可是他们的论著在北美却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为殖民地人士所接受，成为他们观照英国政治、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工具。
    但是，北美人士从英国吸收的思想资源，在和北美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化，成为自有特色的革命的思想意识。它不仅推动革命运动的兴起，而且深入北美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深刻的思想变动，使人们对民主、自由、权力、代议制、奴隶制、平等、主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产生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态度和信念，并且体现于建国的实践之中，造成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贝林提出了关于美国革命的新观点：美国革命不是各社会集团之间为了实现社会或经济结构的变动而进行的斗争，它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变动是革命的后果而非革命本身；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意识、宪法和政治的斗争，它的思想渊源主要不是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这套洛克式政治哲学，而是英国内战中产生、经过18世纪英国政治反对派继承和发展的“反专权主义”思想；革命的结果是使美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乃是一场十分激进的革命。（注：参见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坎布里奇，1967年版，前言第6-8页；第19、160-161、302页。）贝林的论点，在“辉格学派”、“帝国学派”、“进步主义学派”、“一致论学派”诸种解说之外自成一家，为近30年来美国革命研究中影响最盛的一派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