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林史学在方法论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力图重建历史中人的思考和活动的具体时空结构，使研究者深入其中，为历史中的人设身处地，而不是以现在的观点改造过去的实际，从而致使过去的独特性丧失殆尽。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而过去不仅距我们遥远，而且存在不同，因此，历史学家应当用极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知识，来使自己回到过去的经验当中去。（注：贝林：《论历史教学和写作》，第53页。）他指出，历史中的人活动于其中的“情境”（context）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当局者并不知晓事态的结局和后果，所以在评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如果从看到事态结果的今人的立场出发，就会导致曲解和误会。（注：参见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威廉－玛丽季刊》第51卷第4期，第648页；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第50页。）他把能否深入“过去事态的情境”（context of past circumst-ances），作为优秀史学家的第一条标准。（注：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第90页。）从这点上说，贝林倡导的是一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
    关于美国革命的起因，历史论说纷纭。贝林感到，与其以现代人的观念替历史事件查找原因，不如直接考察当事人的想法和动机。革命时代的人们留下了大量反英的宣传品，解释和说明他们的理由，但被研究者看成一种诉诸情绪的宣传辞令而未加重视。贝林认为，“如果不停止（对革命者的言论的）怀疑和仔细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的说法，我们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注：贝林：《美国政治的起源》，第11页。）他通过对这些宣传品的作者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私人文献与这些宣传品的相互印证，看到这些宣传品的确反映了其作者、而且也体现了其读者的真实的见解、想法、担忧、恐惧和希望，因而是了解革命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观念依据的有用资料。他从这些资料中看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十分敏感，对于反自由“阴谋”的恐惧，在革命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通过对革命者心理的分析，贝林就进入了18世纪北美居民精神状态的一个角落。他同时也看到，革命前夕人们对英国和殖民地政治的观照，由于受到其既定的逻辑的制约，并不合乎实际情况。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反对自由的阴谋，英国在七年战争后调整对殖民地的政策，目的不过是实现帝国的管理系统的合理化而已。（注：参见约翰·加勒迪：《诠释美国历史：与历史学家对话》（John Garraty,Interpreting American History: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ians），麦克米兰公司，1970年版，第一部分第74页。）但即便是错误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影响历史的进程。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在构筑他们的“反叛的逻辑”时，使用了“宪法”、“权力”、“自由”、“代表权”、“腐败”、“阴谋”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在当时人的理解中，具有和今天不同的含义，如果依照今人的理解来看待这些概念，就会曲解当时人的想法。这里就涉及历史语义学和语境分析法的问题。以往的许多历史争论，实际上都是因为概念分歧或者脱离具体语境讨论问题的结果。贝林深知这种研究立场的弊端，所以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首先明确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所赋予这些语汇的含义，然后再考察他们是在何种社会情境（context）中使用这些语汇的。例如，贝林经过分析看到，在1763年后的“宪法争论”中，英国一方所说的代表权和北美一方所说的代表权，有着很大不同：英国人强调的是整体代表权，北美虽无代表参加议会，而他们的利益在议会也得到了反映；但北美居民所坚持的是地方代表权，北美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所以，英国议会对北美征税，就是违背了北美居民意志。出于这种不同理解，双方各执一词，致使冲突愈演愈烈。（注：参见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第163-174页。）
    如果说《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讨论的是革命者的态度和动机，那么，《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所探索的，则是反对革命的保守派的内心历程。在这本书中，贝林那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认为，美国革命的失败者并非英国，因为英国本土未遭侵略，人民的生活几乎未受影响，此后英国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在殖民地支持英国的“效忠派”，托马斯·哈钦森是一个代表。贝林在书的前言中提出，他所尝试的方法论的特点是，重平衡甚于重论辩，重情境甚于重后果，重过去的意义甚于重当前的作用。（注：参见伯纳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坎布里奇，1974年版，前言第7页。）这也可以说是对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法的理论概括。所谓重平衡，就是强调只有同时研究革命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才能真正理解美国革命；重情境，就是要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情势；重当时的意义，就是要将历史上的人和事置于当时的环境中考察，发掘其在当时的意义。这充分体现了贝林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诚然，贝林迄今尚未写出如《美国文明的兴起》或《美国人》那样体大思精的综合历史来，他也没有提出一种足以重塑美国历史解释的理论架构，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早期史领域。当今美国史学处于一个大师阙如的时代，不仅找不出汤因比、布罗代尔那种创立庞大史学体系的巨匠，连20世纪初特纳、比尔德那样影响过整个美国历史解释框架的人物，也踪影杳然。在一种群雄并起、流派林立、新说迭出的史学格局中，像贝林那样始终独树一帜，已属十分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