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世界为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一时之间，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各种出版物大量问世。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对当代的意义，得到了充分开掘。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西方世界的这些活动，从学术上来说值得商榷，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是一个渐进过程，很难确定一个严格的年代；从现实政治来说，它与90年代初弥漫于西方世界的乐观气氛紧密相关。[1][2]（pp.323-329）事实上，对于雅典人进行的民主政治试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西方的意见从来就不一致。在古典世界，它就有理想政体和暴政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本文将根据古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对古典时代希腊思想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作一探讨。
    一、雅典民主政治-理想的政体
    罗伯茨指出，“君主制勿需受欢迎才能继续存在，僭主制、贵族制和寡头制也是如此。但是，在一个自治的希腊人城邦中，除非多数有投票权的男性自由民对民主制度表示认可，否则从定义上看，民主制是无法存在的。”[3]（p.34）公元前5到前4世纪民主政治的稳定，表明罗伯茨的论断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而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城邦政体的多样性，都促使人们对政体的优劣进行比较，提出自己对民主政治的看法。由于绝大多数雅典公民并非理论家，几乎没有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不过，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4]（p.17）[5]（pp.45-72）应当可以代表当时雅典人对民主政治的一般态度。
    在演说中，伯里克利没有按惯例把功夫花在直接赞颂死者上，而“是讨论我们曾经受到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4]（pp.179-180）首先，“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默默无闻。”可是，平等不是无政府状态，更非多数人的暴政。恰恰相反，“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时，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弱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其次，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乐于而且善于享受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因为自由和富裕而变得软弱。相反，雅典人依靠勇敢和忠诚打败了敌人。斯巴达人勇敢是因为他们无知，雅典的勇敢则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是更高层次的勇敢。复次，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每个人都关心公共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认为他什么都不是。”“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所以，每个公民都会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最后，正因为民主政治具有上述优点，公民们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国家才格外强大，“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为伟大。”[4]（pp.130-133）
    伯里克利的演讲，为民主政治辩护的色彩非常浓厚。[3]（p.43）[6]（pp.1-16）不过他并不孤立，阿特那哥拉斯曾把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对比，“有人说，民主政治不是一个贤明的制度，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有产者更能够实行最优秀的统治。但是我说，首先，民主政治的意义是代表全体的人民，寡头政治只是代表人民中间的一部分人。其次，虽然有产者是财产最优秀的保护人，但最好的顾问是那些聪明的人，而大众在听取讨论后，是最好的法官。在民主政治下，所有人都一样，不管全体一起，还是各自的阶级，都享有平等的权利。”[7]（pp.256-259）
    阿特那哥拉斯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呼应了伯里克利。不过他对民主的定义较伯里克利更加广泛。伯里克利认为，民主政治是多数人掌权的制度。而阿特那哥拉斯强调，在民主政治下，所有人都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都有平等的机会。他还直接批评了寡头政治的自私和不公平，而伯里克利对这一点并未明确。有迹象表明，公元前5世纪后期，有关雅典政治制度的辩论相当热烈，普通人的参与程度也相当高。他们认为，“人民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也便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公民大会裁决。”[8]（pp.231-233）
    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也保存了不少知识界对民主政治的肯定和赞美之辞。在叙述了雅典人成功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治后，希罗多德发表了如下评论，“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时，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8]（p.375，379，391，517-518）
    埃斯库罗斯提到了民主政治的某些特征，特别是任期责任制。在《波斯人》中，波斯太后阿托莎说，薛西斯“倘若得胜，请你们相信，我儿会建功立业；但是，假如失败，波斯也不会要他陈述原因”。[9]（p.86）“陈述原因”用的是hypeuthynos polei[10]（p.124），意思是向城邦负责。这里，诗人显然是把君主制下国君的无限权力与民主政治下的任期责任制进行对比，以强调君主制的特点。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类似的主题再度出现。俄开阿诺斯称，宙斯“为所欲为，对谁都无须说清。”[9]（p.236）这里“说清”仍然用的是hypeuthynos[11]（p.244）即负责任，其意义应当与《波斯人》中出现的该词相同，强调的都是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对比。[3]（pp.36-37）
    优里庇德斯的悲剧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阐述。当底比斯使者来到雅典，要求雅典王提修斯不要收留阿德拉斯托斯等人，否则必受底比斯攻打时，提修斯利用回答使者的机会，宣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请等一下，客人，你一开始就说错了，到这里来寻找什么君主。因为这个城邦是自由的，并不是由一个人统治着。人民每年轮流统治，他们并不屈从于富人的权力，穷人也有同样的权利。”
    “对于城邦，没有什么比君主更有害的了，第一是在那里没有公共的法律，只由一个人统治着，自己手里拿着法律，这样也就没有了平等。但是在法律写定下来的时候，那弱者和富人都有着同一的权利。那些比较无力的人对于更富裕的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如果他听到了什么恶话。有了道理，弱小可以胜过强大的。自由会对他说，‘谁有什么好的计较，愿意拿到人民前面来的么？’谁要说的，得到名誉；不想说的，便沉默着。在城邦里哪里还有更平等的事情呢？。”[12]（pp.1214-1216）
    优里庇德斯借提修斯之口发表的弘论，当然不可能是青铜时代的反映，而只能是雅典人对他们的民主政治所做的辩护。因此，提修斯时时处处都把君主制和民主制对照起来论述。对优里庇德斯来说，民主制度保证穷人和富人有同样的权利；一切依法行事；人人享有自由，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国家的繁荣、城邦的富裕，公民的繁衍，都得到保障。提修斯、准确地说是优里庇德斯以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派不仅从一般人性的角度、而且从制度和社会的层面进行了论证。
    普罗太戈拉从人类的起源来说明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人类虽拥有各种技艺和火，但缺少政治智慧，没有城市，身体孱弱，经常成为野兽的猎物。第二阶段的人类虽建立了城市，“但由于缺乏政治技艺，他们住在一起彼此为害，”与动物无异。“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因此而毁灭，于是派遣赫尔麦斯来到人间，把尊敬和正义带给人类，以此建立我们城市的秩序，创造出一条友谊和团结的纽带。”[13]（pp.442-443）[14]（p.88）人类从此进入拥有政治智慧的第三阶段。
    在强调国家神圣性的同时，普罗太戈拉创造性地改造了分配政治智慧的方式，“赫尔麦斯问宙斯……‘我是否应该像过去分配技艺那样馈赠这些礼物，也就是说，只送给少数人，让一个人成为训练有素的医生，而让他去为许多人服务？我在分配正义和尊敬同胞的时候也应当用这种方式，还是应当把正义和尊敬同胞分配给所有人？’”“宙斯说：‘分给所有人。让他们每人都有一份。如果只有少数人分享道德，就像分享技艺那样，那么城市就决不能存在。’”[13]（p.443）
    在普罗太戈拉看来，虽然人类因为分工而各有专长，但政治智慧的分配是个例外。所有人都得到了神灵的赠礼，具备最基本的正义和道德，而政治智慧又总是遵循正义和节制的原则，接下来的推论也就非常自然：在国家事务中，应当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否则的话城邦就不能存在。”[13]（p.444）在这个意义上，城邦当然应实行民主政治，让所有人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可能是对民主政治理论最富哲理性的阐述。
    公元前5世纪末两次寡头政治的失败，让它在雅典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声名扫地。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治的相对稳定，也使寡头分子们不敢在人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中公开怀疑和批判民主政治，因此，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辞大多把民主政治的存在视为当然的前提。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演说家们反而缺乏对民主政治理论进一步发挥的动力。只有托名吕西阿斯的演说和德莫斯提尼的某些演说对民主政治的理论有所阐发。吕西阿斯把民主和自由、平等联系起来。在赞扬雅典人的祖先时，他声称，“他们是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从他们的国家中赶走统治阶级、建立民主政治的民族。他们相信，全体人民的自由将成为最强有力的联系；通过在危机中相互分享希望，依法褒奖善良、惩治恶行，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享有灵魂的自由。因为他们认为，用暴力手段迫使人们相互臣服是兽界行为，而人类的职责是依靠法律界定正义、依靠理性进行说服，并通过服从法律的主权和理性的指导，在行动中为上述二者服务。”[15]（pp.38-41）换句话说，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当人类享有自由和平等，遵守法律，服从理性指导时，人才成其为人。而在其他政治体制下生活的人类，自然和野兽无异。
    德莫斯提尼反提莫克拉特斯的演说在精神上与吕西阿斯类似。[16]（pp.370-371）在演说者看来，任何非法提出与现存法律程序不一致的法令的人，就是企图推翻民主政治。德莫斯提尼强调，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寡头政治下，每个人都有权废止过去的法律，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未来的处置方式。而自由国家的法律则规定了将来应该怎样做，这些法律所以得以颁布，是因为经过说服，人民相信它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有益。可是，这个在按照民主方式管理的城邦中的提莫克拉特斯在进行立法时，却在他提出的法律中包含了典型的寡头式的不公；在处理过去的有关法令时，以为他本人拥有比做出判决的陪审团更高的权威。”[16]（pp.422-423）德莫斯提尼声称，当年三十僭主最血腥的领袖克里提阿斯就是像提莫克拉特斯这么做的。[16]（pp.430-433）
    从逻辑上讲，德莫斯提尼的控告有偷换概念之嫌。但在这里，德莫斯提尼实际上是把现存的法律和民主政治等同了起来，暗示除了民主政治之外，所有其他政府形式都属非法。[3]（pp.44-46）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只能生活在民主政治之下。
    上述事实表明，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在民主政治存在的近200年中，确实有相当多的雅典人相信，普通公民有资格、而且能够把国家管理好。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有政治的实践，也有理论的阐述。可惜这些阐述，多满足于陈述事实，仅有个别哲学家提出了哲学和世界观的证明。然而，这些论述多没有形成体系。随着城邦机制的来临，雅典民主政治的崩溃，这些理论也逐渐湮没无闻。人们更熟悉的，是柏拉图等更富有哲学思辨色彩的、视民主政治为暴政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