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产阶级眼中的雅典民主：民众暴政
    布克哈特曾指出，希腊人一直受到荷马的影响。而荷马理想的基本特征，一是强调人类划分为高贵者和低贱者，二是非功利性和对体力劳动的鄙视。[17]（pp.146-147，184-185）因此，它和民主政治主张的平等原则存在着深刻矛盾。在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看来，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是卑贱者对高贵者、穷人对富人的专政和剥削，是穷人的暴政，是无法无天。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大概是希罗多德笔下的美加比佐斯。“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8]（p.233）美加比佐斯所强调的，是群众的无知和专擅。类似的看法，在老寡头的《雅典政制》中表现得更加充分。“至于雅典人的政制，他们选择的宪法类型或者模式，就其选择照顾卑贱者而不是良善者来说，我是不赞成的。”在老寡头看来，管理国家的，应当是社会精英，那些出身高贵而又富有的人。但在雅典民主政治下，人民掌握了政权，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他们贪得无厌，从国家和盟邦中取得大量利益，对高贵者横施暴政，强迫富人承担各种义务，使国家得不到正常管理。一句话，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没有平等，没有法制，有的只是穷人的利益。所谓的民主，仅仅是穷人的统治。[18]（pp.633-643）
    修昔底德对民主政治的批评不是那么直接，但他作为史学家的“客观”，加上他在西方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使他的影响比老寡头更加深远。
    修昔底德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雅典的失败无疑对他的历史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有关战争原因的分析、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判断和评价，可能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所修正。[5]（pp.1-6，110ff.）[19]（pp.9-32）[20]（pp.1-88）[21]（pp.5-34）对历史写作来说，这些都很平常。但由于看到了战争的最终结果，他对雅典民主政治丧失了信心。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毕竟在战争中犯了大量严重错误，惨遭败北。而这一切，修昔底德都将之归于民主政治的错误。
    修昔底德看不起普通人，对他们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他抱怨说，“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4]（pp.16-18）问题是由此更进一步，修昔底德认为普通民众缺少政治智慧和判断能力，只能接受拥有智慧的精英人物的领导。雅典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伯里克利死后，后继的政治家们只知道讨好民众，使民众越来越无法无天，导致了战争的失败。[4]（pp.150-151）[22]（pp.14-16）
    由于对普通人民管理国家的能力持批判态度，他对指导战争的雅典人民颇有微词。在修昔底德笔下，他们容易受人蛊惑、煽动，性情多变，政策缺乏连续性。他十分推崇伯里克利的领导才能和战略战术，“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无疑地，当他看见他们过于自信的时候，他会命名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危险；当他们没有真正的理由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恢复他们的自信心。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实际上权力正逐渐落入第一公民手中。”[23]（pp.376-377）[21]（p.73）也就是说，雅典所以在伯里克利时期进入全盛时代，恰恰是因为有伯里克利指导，是政治不够民主化的结果。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迅速败坏，“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4]（pp.150-151）因此，对修昔底德来说，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主要源自制度上的弊病。“他对善变的雅典人民的不断控诉，在塑造后世思想家们的意见中将发挥重大作用，而修昔底德也是下述观念的第一资料来源：伯里克利死后，雅典一直在衰落；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领袖都不是好东西；随着战争压力的增加，人民本身也越来越粗鲁和无情。”[3]（p.57）
    作为历史学家，无论是在史识上，还是在影响上，色诺芬都不能与修昔底德比肩。[24]（p.46）[25]（pp.54-56）但在批评雅典民主的问题上，他比其先驱者犹有过之。在其主要著作《希腊史》中，他对雅典民主、尤其是雅典人民在指挥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从不放过。他对阿吉纽西战役后雅典处死6名将军的描绘，成为展示雅典民主群众暴政的经典片断。[26]（pp.15-36）
    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古代世界流传得并不是非常广泛，色诺芬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文化人中影响似乎更显著，[27]（pp.47-68）他们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对于古典时代来说，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哲学家们，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看法。
    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持批判态度。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所以批评民主政治，是因为民主政治把国家交给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管理，“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轻得多的。”[28]（p.8）一句话，他借普通人民缺少专业知识，反对人民参与政治的基本原则。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再次提出专家治国的论点以反驳民主政治理论。在他看来，人们在建筑问题上咨询建筑师，在造船问题上咨询造船师，“如果不被他们认为是行家的人想要提出建议，那么无论他有多么英俊和富有，或者他的出身有多么高贵，其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会纷纷对他嗤之以鼻。”“但若有争议的事情涉及这个国家的统治，那么站起来提建议的可以是建筑师、鞋匠、商人、船主，无论他们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也无论他们出生高贵还是低贱。”[13]（p.440）这种情况显然极不正常，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专业知识。对雅典民主来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给人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雅典的人民大会是由一帮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构成的。柏拉图的《申辩篇》又让人们相信，正是这帮无知的群氓处死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13]（pp.2-32）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疑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29]（p.125）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认为仅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是完美的；现实存在的各种物质，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因此都是不完善的。[29]（p.163）基于这一理论，现实存在的各种政体当然也都不完美。而民主政治又是其中非常恶劣的一种，它的首要的特点是自由，从而产生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由性格确定多种多样的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城邦中产生的是无政府状态，“那些判了刑的罪犯……那些被判了死罪的或要流放国外的，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旧在人民中间来来往往，也竟好像来去无踪的精灵似的没人注意他们。”其次，民主制讲究宽容，不过这里的宽容并非褒义，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制度“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这样的制度教育出来的人也不正常，“今天是饮酒、女人、歌唱，明天又喝清水，进严格规定的饮食；第一天是剧烈的体育锻炼，第二天又是游手好闲，懒惰玩忽；然后一段时间里，又研究起哲学……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30]（pp.331-338）
    这样一种制度所产生的结果是可怕的，“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自由人。此外，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平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本国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普遍地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像年轻人一样行事。”“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更可怕的是，“连人们畜养的动物在这种城邦里也比在其他城邦里自由不知多少倍。狗也完全像谚语所说的‘变得像其女主人一样’了，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所有这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像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30]（pp.340-341）
    应当指出，柏拉图的某些论点，确实和当时有产阶级对雅典民主的抱怨相象。可是，它所列举的一些特征，如完全抛弃社会准则和法律的无政策状态，又绝对为当时的雅典所无，因此，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更多地是对民主制度的漫画化以及与理想国的制度对比所产生的结果。[3]（p.81）
    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有某种程度的肯定。他不吝笔墨，强调应当将政治权利授予平民，把治权交给多数平民，因为“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人人贡献一分意见和一分思虑；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众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多聪明”。[31]（pp.143-144）民主政治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让城邦免除许多敌人。为反驳卑贱者不能监督高贵者、两者不应享有同等权利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指出，“就技术作业而论，当然以坚守本行为贵……可是，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政治上这种恒业就不能施行，而且依据公正的原则……正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参与政治。”[31]（p.46）“就个别而言，他的判断能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有所逊色。”“所以，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由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所任的职司之上是适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31]（pp.145-147）
    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看法是矛盾的。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公民们轮番为治，可那只有在有美德的公民中才能实现。[32]（pp.386-389）他虽然主张人民大众都能参与政治，但最理想的状态，是人们并不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样的政体，实际上还是寡头或者贵族政治，甚至可能是君主政治。不奇怪的是，在有关政治制度的分类中，民主政治被划入变态政体中，而变态政体是指只照顾统治者的政体。因此，民主政治施政时“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最好的一类也就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最差的一类和柏拉图描绘的民主政治接近，那里以人民大会的命令代替法律，煽动家盛行，民众成为集体君主，奸佞横行，和僭主政治几乎没有区别。[31]（pp.132-134，189-191）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为民主政治的某些原则进行了辩护，但他本人并非民主政治论者，并给民主政治扣上了穷人压迫富人的阶级政府帽子。
    具体到雅典民主，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多于赞扬。他最欣赏的政治家是梭伦。“他消除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平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为反击梭伦创建激进民主政治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强调，雅典后来产生的激进民主制度和梭伦没有关系，因为在激进民主制度下，由于穷人可以取得津贴，有暇从政，结果常常是“法律渐渐失去了固有的尊严而贫民群众遂掌握了这种政体的最高治权”。[31]（p.195）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笔下，雅典值得肯定的政治家仅梭伦而已，其他人物均一无是处。所谓的雅典民主史，不过是穷人权力不断上升并压迫富人的历史。
    综合上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对民主政治是毁誉参半，但肯定的意见似是主流。可惜这些意见大多流于一般化的描述，缺少深入细致的哲学分析和论证。但从公元前5世纪末以来，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民主政治的缺点逐渐暴露，批评逐渐成为主流。由于这些批评者大多来自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言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分析色彩，它们和现实社会中的有产阶级结合，逐步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想。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民主制度从此衰落。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征服东部地中海区，希腊成为罗马的行省。随后兴起的罗马帝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这些国家所需要的，不是民主制度的赞歌，而是把君主制度合法化的理论。所以，希腊化时代以降，肯定民主制度的思想逐渐湮没无闻，批判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它再一次说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典传统，只有在历史需要他们时，才会把他们从坟墓中请出来，现实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33]（p.12）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初期西方大规模纪念雅典民主诞生的活动，也不过是现实的反映而已，它所表达的，也是当代西方的兴趣。
    收稿日期：2003-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