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突厥、蒙古等族的祖先传说相比，《魏书·序纪》所记载的拓跋鲜卑人对远古的记忆，显然受到当日中原文化更强烈得多的影响。今人在研读《魏书·序纪》时，往往会发现诸多颇费思酌而又未易析解之处。这便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因素有关。本文即拟遵循着中原文化是如何影响了拓跋鲜卑对远古史迹的重构这样一条线索，去解读“序纪”所遗留的若干谜团。
    所谓中原文化的影响，至少包含两层不同的意思。首先，《魏书》是由汉人用汉文来书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因此它当然会受到中原汉地历史编撰学传统的影响。霍尔姆格兰在分析“序纪”有关拓跋早期史的资料来源时曾写道：“在这里，魏收所能拥有的，无非是走了样的口头传说和他本人的汉文化的遗产”[1]。魏收“本人的汉文化的遗产”，即指上面这一层意思而言。其次，所谓“走了样的口头传说”，则是魏收从事史学写作的素材。那中间虽然也渗入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它所反映的，基本上还应看作是北魏官方乃至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对自身根源性的解说，而不能将它视为只是汉人对那段历史的阐释。以紧接着就要讨论的拓跋氏出自黄帝后裔的见解为例：它不仅以“祖黄制朔”、“国家以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等等言辞常挂在北魏汉人大臣的嘴边，而且也以“魏之先出于黄帝”之类的标榜出现在很可能是由皇帝自己起草的诏制之中（注：《魏书》卷108之1，“礼志一”。《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建武三年”（496）引孝文帝诏。）。
    “序纪”记录的拓跋先世史，按它所给出信息的详略差异，可以分为三段。这个谱系远溯自黄帝之子昌意“受封北土”，其后一支世为鲜卑部“君长”；至名为“始均”者，“入仕尧世”，又受帝舜之命为“田祖”；始君之裔，“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这是第一段。从昌意到始君，“序纪”未明言其间世次；由始均而下，“爰历三代”，直到成皇帝毛之前，总共积六十六世（注：《魏书》卷1，“序纪”。以下凡征引“序纪”，不再出注。按“序纪”文意、始均之裔“积六十七世”，应当包括成皇帝毛的一代在内。本文把毛的世次计入下一个阶段，所以这里只有六十六世。）。北魏时人承认，他们对这一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注：《魏书》卷57，《高祐传》。成帝即成皇帝毛。）。
    第二段从毛皇帝开始，历节皇帝贷、庄皇帝观、明皇帝楼、安皇帝越，总共五帝。与之前的六十六世不同，关于毛和毛以后的这几个人，史文虽然仍没有留下多少具体事迹，但至少都举出了他们的名讳。过去曾有人提出，拓跋先祖多单名，不太符合北族习俗；尤其是此后有献帝名邻，以r-或l-作为词首辅音，更与蒙古、突阙及通古斯诸语的语音规则相左（按这一分析也适用于明皇帝的单名楼）。因此他们认为，这个祖先谱系，很可能出于相当晚近的假托。不过正如内田吟风指出的，《通志·氏族略》将献帝的名讳写作拓跋与邻；考虑到拓跋珪原名拓跋涉珪，“与邻”应当是偶然被《通志》保留下来的献帝原名。上述诸帝的单名多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拓跋后人所改；但是以此而推断整个系谱都属于后来人的虚拟，其根据仍然是不充分的（注：内田吟风：《魏书序纪及其世系记事考》，载同氏：《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页97。按、相同的例证，还有《魏书》中的叔孙建，其名讳在《宋书》里被记为涉珪幡能健。见霍尔姆格兰前揭书页12至13。又按、自毛以后诸“皇帝”的谥号，为道武帝时所追尊，详下文。）。
    拓跋先世史的第三段，从安皇帝之后的宣帝推演，下至诘汾共九世。拓跋鲜卑部的两次重大迁徙，就发生在这期间。诘汾之后的力微，被认为是真正创建北魏“帝业”的人（注：《魏书》卷108之1，“礼志一”引李彪、崔光等议。）。如果说“序纪”对这第三段的记载依然因仍着第二阶段记载的“口述史”性质，那么从拓跋力微时期（至少是从力微的后期）开始，北魏历史便进入它的“实录”阶段了。
    （二）
    既然自始均至毛“世数久远”、“史弗能传”，则所谓始均之裔积六十七世而至毛的说法，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最早认真地提出并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似为卜弼德。他指出，既然始均与舜同时，则他的活动年代，按照“标准年代学”，就应当是在纪元前大约2210年上下；而“成皇帝毛”，在他看来是比照战国末的匈奴单于冒顿而虚构出来的，也就是说，毛的年代应当是公元前200年。这样，在始均和毛之间就应相隔2010年。按三十年为一世计，正好六十七世[2]。
    卜弼德的上述见解确实极有想象力。但它也存在两个不可谓不重要的未周之处。首先，对于舜的“标准年代学”定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是魏晋之际人们的认识吗？其次，说毛是后来的拓跋鲜卑人比拟冒顿而虚拟出来的祖先，究竟有什么根据？想来正是为着算术的需要，卜弼德才会在他的论证里安排这两个未经坐实的预设。
    因此，且让我们放弃以毛比拟冒顿的假定，而改用拓跋鲜卑史上最早的确定纪年，即力微的生年（174年，尽管这个年代本身仍然是很可疑的，下详说）作计算下限。其次，还应当尽量采用南北朝时关于远古纪年的一般知识来确定舜的年代。当日流行的远古“标准年代学”数据，比较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的至少有两组。其中之一见于西晋发掘的“汲冢”《竹书纪年》。据此，则西周共257年；商从灭夏算起共有岁496年；夏自禹至桀亡总471年，三者凡1224年[3]。至于从东周开始到力微生年之间的所历年岁，则是一个常数，是为944年。两项相加，遂知舜的活动年代当在力微出生之前2168年。另一组数据可由《汉书·律历志》求得。自“上元”至秦亡（前206年）凡143,025年；而“上元”至武王伐纣为142,109年。两者相减，得西周至秦亡之间凡916年。这个数字，加上商（凡629年）、夏（凡432年）、舜（凡50年）的历年，再加从秦亡后至力微出生之间的379年，总共有2046年。按古意一世为三十年计，则2168年合七十二、三世次，亦即舜的时代距力微之世为七十三、四世。但这与拓跋人自己对其先世的推算不太合辙，这里不去说它。而2406年则共合八十世。从力微之前的诘汾往前数，追溯到毛之后的节皇帝贷共十三世。二者相减，从舜时代的始均直到毛为止，恰好还剩下六十七世代！由此可知，北魏在追溯远古世系时所依据的，就是被记载在《汉书·律历志》中的那个“标准年代学”的版本。
    应当指出，上面的演算完全不是试图建立拓跋古史的“确切”纪年，而是为了说明，北魏时人们在重构拓跋先世史时，为什么会把那一段“史弗能传”的蒙昧时期不多不少地说成有“六十七世”。
    由此又可以产生出另外三点认识。一是上述推演过程按三十年为一世来计算从贷到诘汾之间的诸“皇帝”在位的总年数。但这样做却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即由贷至诘汾的十三代统治，其年限长短本来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时间幅度；更何况拓跋前期传递部族统治权的原则是兄终弟及，因而按三十年一替换来计算十三代统治的时间长度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但为了估算一段原本无纪年依据的过去究竟历时几何，除此之外，古代拓跋人还能有别的什么可行的处理办法？
    其二，这一重构带有明显的汉化色彩，因为它显示将拓跋部的先世史“嫁接”到中原古史的言说框架内的强烈倾向。从此种视角去分析“序纪”记载的拓跋先世史，就很容易发现，它的第一段只能是在后来依托着中原古史重新构拟出来的。因而所谓“始均”，很可能就是把汉语“始君”的鲜卑语译音再度回译到汉语文献时所采取的音写形式。《魏书·礼志一》说，太祖时，“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建议尊土德而尚黄色。惟据《资治通鉴》，拓跋自谓黄帝之后，是采纳中原名士崔宏（即崔玄伯）之议的结果（注：《资治通鉴》卷110，“晋纪三二·安帝隆安二年”。按《魏书》卷22《卫操传》，拓跋猗迤死后，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此碑在孝文帝初掘出，碑文因得传世。据卫操本传，碑文以“魏轩辕之苗裔”起首；是则拓跋为黄帝后裔之说远早于崔宏即已流行。钱大昕曾指出，这块碑中“魏”的国号及“桓穆二帝”之谥号都出于后世追改；他因此怀疑开头第一字“魏”原应写作“拓跋鲜卑”。《魏书》所录既然已非此碑原始文本，则其追改未必仅限一处而已。“轩辕之苗裔”一句极有可能也是经人世改动过的文字。司马光不采此碑证据，仍以拓跋氏接受黄帝之裔说是出自崔宏的建议，似乎是经过斟酌的。）。“通鉴”的这个说法，其依据今已不可查考。但是从上文对这段叙事之来历的发掘看，我们也许只能赞叹司马光的目光如炬。
    最后，从毛开始的拓跋先世史的第二段和第三段，才是被保留下来的属于拓跋文化传统的口传史。然而这部口传史一开头就从势力已壮大到“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成皇帝毛”讲起，似乎已经不太完整了。在毛的事迹之前，本来大概还有一段属于拓跋部自己的祖先起源的故事。但在采纳了现在为我们所知的那第一段叙事后，原先包括在口传史开头部分的起源传说，反而从拓跋人自己的记亿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