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记载中的“贡献”，反映了中原王朝从“朝贡—回赐”关系所看到的由藩属对其宗主履行义务的那一面。但对“上贡献”的那一方说来，它也可能只是一种贸易往来的关系。曹操执政时代受封为王的，只是鲜卑的西部大人；他们在后檀石槐鲜卑中并不占支配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受封与轲比能受封的意义也不一样。后者虽然非檀石槐嫡系，其势力却在黄初末叶以后达到“控弦十余万骑，……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的地步。因此，轲比能的受封，完全可能被后来的拓跋人认作后檀石槐势力的历史性倾衰，即后者已完全跌落到中原王朝附庸的地位。在此之后，应当有另一股鲜卑势力出现，继续作为据有塞北、而与中原王朝相对等的一种最高政治支配力量而存在。正是拓跋部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在谁的手里完成的呢？答案当然只能够是拓跋力微，因为他是领导拓跋部走出阴山的诘汾的直接继承者。
    种种迹象表明，道武帝拓跋珪一期，是北魏政权重构拓跋先世史的关键时期。天兴元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在依照汉制“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的同时，“追尊成帝（按即成皇帝毛）已下及后号谥”，总共有二十八帝（注：《资治通鉴》卷110，“晋纪三二·安帝隆安二年（398）”谓：“追赠毛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不知道“通鉴”少算的，是其中哪一个人。）。力微被视为北魏“始祖”，因称神元皇帝（注：《魏书》卷2，《太祖本记》。）。也是在此前后，邓渊受诏“以代歌所涉为主要资料”，来修撰《代记》[8-p220]。拓跋先世史与中原古史言说系统的“嫁接”，应当就基本完成于此时（注：如前所述，若依《资治通鉴》之见，此种嫁接的始作俑者当为崔宏。则邓渊所作，不过是把这一点写进籍册而已。）。在这时候人们的眼睛里，道武帝之前对北魏的直接贡献最大的先祖有两个。一是“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的“远祖”。此人无疑是指“始祖”力微。另一人是平文帝拓跋郁律；从他的庙号被迫尊为“太祖”一事即可推知（注：道武帝以拓跋郁律为太祖。到孝文帝时，又将太祖的庙号改赠给道武帝。这表明孝文帝为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需要借助于一个比拓跋郁律更加汉化的先祖来论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川本芳昭：《五胡十六国及北魏时代“正统”王朝考》，载同氏：《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这两个人，代表了道武帝时代对北魏政治合法性的两重论证。力微被塑造成与曹魏并立对等而“总御幽都”的塞北君主。随后，在力微势力渗入中原政治的过程中，他的后人一度受西晋封授。而拓跋鲜卑由接受晋政权的封授，到把南移的东晋王朝称为“僭晋”，与他们断绝关系，同时“治兵讲武，有平南复夏之意”，这一转变正是发生在平文帝（317年至321年在位）的末年。从这时起，拓跋鲜卑就正式以一支完全独立的政治势力，参与中原逐鹿。这样说起来，将北魏立国的最近渊源上溯到郁律，并尊之为“太祖”，不是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吗（注：称平文帝为太祖的原由，在孝文帝时，因受“王德终始说”的影响而变得含混不清。当时人试图按西晋、赵、燕、秦、北魏的继统顺序来解释平文帝被追尊为太祖的原因，于是推论说：“秦氏既灭，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魏书·礼志一》）。前秦之灭，事在394年，此时北魏已在道武帝治下。这与平文之称太祖，到底有什么关系？北魏文人忙于为主子文饰，连基本的逻辑也顾不得了。）？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道武帝追忆拓跋力微事迹的情景中来。那时离开力微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对一般拓跋人来说，力微的生年以及他就任拓跋君主的真实年代已经是相当渺远的事情了。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元元年”在拓跋鲜卑重构自己的先世史时，被附会为具有象征意义的220年。力微的生年因此也需要推到220年之前的某个适当年代。
    资料的缺乏，不允许我们深究当时人把力微的生平确定为174年的缘由。要是更大胆一点，我们不妨推测，拓跋部统治者中其实还有人记得力微的出生年份，尤其是他的属相，即他生于虎年（寅年）（注：关于鲜卑人以十二相属纪年的习俗，见韩师儒林：《中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1982）。）。一个人如果出生于虎年，而在220年又正当成年，那么这个虎年就最应该是198年。但倘若力微出生于198年，就没有必要人为地把他的生年再往前推了。因此，他真正的生年最有可能是比198年再晚一轮的那个虎年；也就是说，力微很可能生于210年。而“序纪”载录的“神元元年”事迹，即“西部内侵，国民离散”，力微被迫依附他后来的岳丈没鹿回部落大人窦宾等事，也许离开他真正控制拓跋部落的“神元二十九年”并不十分久远。那时候力微已有三十多岁；他死时的年龄则为六十八岁。他本来已届高寿；但北魏后来的编史者需要他在220年时即已“总御幽都”，不得不将他的出生提早。但他们未免粗率，一口气将他出生所系的虎年提前三轮，遂为后人留下发覆的线索。
    说力微“最有可能”生于210年，因为它比较符合从另一角度所进行的推算。我们知道，建立南凉的鲜卑秃发部，“其先与后魏同出”，在秃发匹孤时由塞北迁往河西。匹孤子寿阗；寿阗孙树机能，在西晋泰始（265年—275年）中率部反晋。此时正值力微后期。由树机能在270年前后业已成人，可知其曾祖父匹孤的出生应当是在200年之前。又据《元和姓纂》，匹孤为力微长兄（注：《魏书》卷99，《秃发乌孤传》；《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匹孤与力微的关系，见田余庆前揭书页16。按、《晋书》所谓“后魏”，乃指北魏而言。）。两人未必出自同母。另外，早期拓跋鲜卑实行“搜婚”之制，匹孤也可能是因诘汾续娶寡嫂，遂由诘汾侄儿转变为他的继子（注：《魏书》将秃发鲜卑纳入类似边裔的部落来记载，曲折地反映出北魏皇室并不将匹孤后人看作自己的近亲同胞。匹孤不属于诘汾直系，也许就是导致他率部西走和北魏皇室一向疏离秃发部的原因所在。又按、匹孤也不可能是因诘汾收庶母为妻，故而由诘汾的异母弟而成为他的继子。因为献帝邻在230年代拓跋第二次西迁前还活着；而在190年代就为他生育匹孤的妃子，当时已将近五十岁。诘汾不大会在此之后再娶这位年老的庶母。）。无论实际情形如何，力微的年龄与匹孤相比，差距不应太大。这一事实，基本上排除了力微出生于比210年更晚的某个虎年（即222年乃至234年）的可能性。
    （五）
    在道武帝时代重构的拓跋先世史中，力微的地位非同寻常。但这并不出于邓渊及其资料提供者的凭空编造。从现在可以见到的文献来判断，力微应当是拓跋部内最早拥有“可汗”称号的人。
    关于拓跋首领的称号，罗新写道：“《资治通鉴》叙拓跋鲜卑先世，从可汗毛到可汗力微之间，还提到可汗推寅、可汗邻，显然以可汗为拓跋鲜卑酋首之称号，……然而魏收《魏书》中，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孝文帝改革以后，北魏前期的历史资料曾被大幅度地修订过，故有关史实不得见于《魏书》，《资治通鉴》别有所本”[12]。“通鉴”所本的资料虽将“可汗”的称号追溯到毛的时代，这不等于说拓跋部以“可汗”作为最高君长的通称也必定始于毛的时期。在这里，胡三省对“通鉴”的一条注文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他在“通鉴”记乌桓王库贤对诸部大人声言“可汗恨汝曹谗杀太子”之下注曰：“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注：《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武帝咸宁三年（277）”。）。所谓“此时”者，力微之时也。是则力微以前的可汗称号，或为后来的叙事资料（很可能就是《代记》或其依据的口传史）所追加。
    说游牧君长以“可汗”为号始于力微，同样也不等于说，力微之前这个称号根本就不存在。在作为游牧君主的通称之前，它很可能已经被当作专属于个别君长的尊号来使用了。关于这一点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项类似的情况权作佐证。
    一个是“汗”的称号。它与“可汗”同样，最先见于有关鲜卑部落的记载。拓跋力微的长子便号“沙漠汗”。同一称号也为后檀石槐鲜卑的西部大人所使用。我们知道，东汉末叶的厥机之子即名为“沙末汗”。此两例中的“汗”都不象是一种通称，而是构成专名的一部份。“可汗”和“汗”这两个词后来都从原蒙古语传入突厥语（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判断，“可汗”和“汗”的称号都最先出现在鲜卑语里。关于鲜卑语属于何种语言分支的问题，曾长期未有定论。李盖提追溯有关它的研究史说，伯希和对此没有前后一致地坚持他的见解，但他也没有否认拓跋人的词汇中有相当数量的蒙古语成分；卜弼德以及随后的巴津则主张他们说的是一种突厥语或者“前突厥语”；李盖提本人也赞同过这样的看法。但经过后来的详细研究，他确认拓跋人的语言具有蒙古语诸特征，而与突厥语的那些特点不相符合。亦邻真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看法。拓跋鲜卑语系属原蒙古语族，应当是没有疑问了。见李盖提（L.Ligeti）：《拓跋鲜卑方言考》，载同氏主编：《蒙古研究》，阿姆斯特丹，1970；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虽然亦邻真以为，“汗”在突厥语里的原意为“父主”，其词义由“父主”而转指强大的部落首领正反映了“父权贵族发迹的脉络”；而“可汗”则指君主[13]。但对二者在突厥语中的词义其实很难作出明显的区别。克劳森说，在突厥语里，无法将这两个词从构词法的角度相互联系，“但在将它们输入突厥语的那些语言中间，这两种形式或许已经可以互相置换了”[14]。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如果在它们进入突厥语之前，“汗”已经转义为能与“可汗”互换的通称，那么这也要远远晚于“可汗”一词由某种专属尊号之转变为通称。
    另一个由专称转义通称的例证，是这两个语辞从突厥语里面再度作为借词传入中期蒙古语的情状。尽管“汗”大概从最初起就是作为通称传入蒙古语的，“合罕”（按即“可汗”的异写）一词起先却是窝阔台汗的专称。它被当作通称使用，最早大概是在蒙哥或忽必烈朝的时期（注：现存属于贵由及贵由之前诸汗时期的少量证据，如“移相哥碑”、贵由致教皇国书所用蒙古文印章等表明，当时对窝阔台以外的其他蒙古君王都只称“汗”。说见伯希和（P.Pelliot）：《马可波罗注》，巴黎，1973，卷1，“成吉思汗”条。因手头没有原书，页码不克具引。《世界征服者史》称蒙哥为“合汗”。该书主要撰写于1250年代，但也有可能拖到1260年代初才最后完稿。因此书中称蒙哥为合罕，或许是据实而书；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作者将忽必烈时候的新制倒溯到乃兄时代的可能性。这个问题需要另外讨论，此不赘。）。“合罕”在从突厥语重返蒙古语族时所经历的由专称演变为通称的过程，也许可以对我们推想它在鲜卑语中的词义变化有一定的帮助。
    为什么从力微开始，在拓跋鲜卑人中间会产生一个用指游牧最高君主的通称？朴汉济回答说，“可汗”一称是当匈奴“单于”名号的权威在后汉末叶迅速式微之时，被创造出来替代“单于”，指称塞北游牧社会的最高君长的[15]。朴汉济论述该问题的时空范围都很大，并不专限于力微前后。所以他提到刘渊称帝之后又下设单于，以致“大单于的称号，已经降到根本不能与皇帝匹敌的王位的水平”。黄烈以此断言单于地位的跌落远在拓跋使用“可汗”称号之后，所以自谓对上引见解“颇觉可疑”。他并且猜测，“檀石槐可能为鲜卑可汗之始”[16]。只要看一看后汉末在乌桓中就同时封授三个单于，便知道朴氏有关这个名号早已严重“贬值”的判断不误。拓跋力微的自称“可汗”，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的。力微这样做，表明他对自己“总御幽都”的崇高地位，在当时就已经有所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