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易斯是马萨诸塞州圣乔治威廉大学政治系教授。他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甘地，认为甘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甘地从一个律师最终成为国大党的领导人，并不是靠法庭、立法机构、选举及地方行政等途径发展起来的，而是靠他领导的几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充分地表现出他的政治家的才干和非凡的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能力。
    二、甘地提出的“自治”、“共同繁荣”、“土地捐献”的政治目标和任务，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团结，高等种姓与低等种姓的团结，印度与英国是“伙伴”而不是“臣属”等，是他以前任何人从未提出过的，具有时代内容和远见卓识的政治主张；他领导的三次大规模“不合作运动”，是印度史无前例的政治斗争。他的学说及实践在印度人民政治生活中，占有他同时代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
    三、甘地以政治家的胸怀，努力把国大党从只限于在上层阶级活动的政党，扩大为可以吸收下层人民、工人农民参加的政治组织。这对国大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又为他下达和贯彻其政治纲领、实现其政治主张起到了有组织地动员群众的桥梁作用。甘地是这个政党的“永久的最高主席”。
    依洛德·鲁道夫和苏珊·鲁道夫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他们代表了美国史学界年轻的富有朝气的新一代。近年来，随着新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新系统、新概念的出现，他们的思想更为活跃，看问题的角度也颇有创新。在他们合写的《甘地领袖魅力的传统根源》中，运用新的学术观点，第一个从探讨印度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出发，来研究甘地成功的道路。
    鲁道夫夫妇首先接受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莱迪菲尔德关于人类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新理论。着重分析了印度的传统对甘地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和甘地是怎样地对印度教的传统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现代政治运动和现代社会形成的需要，来实现他的理想的。
    其次，分析和论述了甘地的思想在传统性与现代性冲突中形成的过程：受到印度教与耆那教传统教育和影响极深的甘地，面对着被强大的异族统治的现实，想寻求力量，找到自强之路。他来到英国，把自己完全打扮成英国绅士的样子，出入于晚会、沙龙之中。但是，他失败了。民族的传统意识使他认识到，真正的力量不能盲目地从外国的文化中去寻找，只能重新思考、重新改造自己本民族的传统观念，去寻求“真理”。他终于在那些为印度人民所熟悉的传统观念中，例如，“人对自己的自治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强他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勇气应包含在“禁欲”、“苦行”、“自我折磨”、“自我纯化”和“非暴力”之中，为自己的学说找到了最好的依据。
    鲁道夫指出，甘地的这一认识过程是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步。他们把甘地与他同时代的人郭克雷和提拉克作了比较后指出，他们三人虽然都为印度民族的自强进行过艰苦的探索，但是郭克雷一味地追求为人民所陌生的西方思想和模式，因而曲高和寡，得不到人民的理解；提拉克虽然注重传统，但又常常背离传统，也没得到更广泛同情。甘地却在发掘、利用和改革印度的传统中，获得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所没有得到的成功。
    鲁道夫的结论是：甘地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在寻求变革印度政治和印度社会的同时，致力于对印度传统的适应和改造。他以传统的圣贤形象出现于人民之中，利用和改革深深扎根于印度人民之中的传统观念、象征、语言，创造性地给它们注入了现代西方民主、平等的先进思想，启发教育人民，使他们内心深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恢复了他们百年来遭受异族蹂躏的民族自尊心，鼓起了他们争取独立自主的信心和勇气。这才是甘地的真正贡献。
    近一、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对研究甘地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兴趣。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也越来越多，其中特别受到推崇的是琼·邦杜兰特的《对暴力的征服，论甘地的冲突哲学》。
    琼·邦杜兰特是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比较政治学系女教授。她深入地剖析了具有东方传统特色的甘地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甘地提出的“真理”、“坚持真理”学说及这一学说在解决印度社会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她的基本结论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甘地的‘坚持真理’的学说，都不能否认它反抗不公正的革命性”。
    琼·邦杜兰特从五个方面来研究甘地的“坚持真理”学说。即：“坚持真理”的基本含义；“坚持真理”学说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应用；非暴力的斗争方式与印度教传统的关系；甘地的政治哲学以及甘地的辩证理论。她还列表对甘地领导的历次非暴力斗争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冲突双方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斗争的目的、纲领、策略、采取的行动及斗争的结果、事件的终止等十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并对东、西方的哲学思想作了对比。这样，她冲破了西方人对甘地哲学的一些传统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与西方熟悉的“消极抵抗”是不同的。西方理解的“消极抵抗”是个人对政府的一种反抗形式，是解决个人与政府、个人与成文法律之间的冲突。甘地的“非暴力”斗争不是个人的反抗，而是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解决个人与政府的冲突，而是在群众规模的基础上，来解决整个社会的政治冲突。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也不是西方人通常理解的所谓“消极”的“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恰恰相反，从甘地的“非暴力”学说的基本含义来理解，“非暴力”的反抗方式是强者的表现，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强者，是“执着的、百折不回地对‘真理’的追求”。这些不同，正是甘地的“创举”，是甘地对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特殊的贡献。
    二、甘地所说的“真理”与西方人对真理的意义的理解完全不同。西方人认为“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抽象名词。而甘地的“真理”却属于宗教范畴。其基本含义来自于早期印度教的伦理思想，即把“梵天”看成是万物存在的基础，人们通过“禁欲”、“苦行”、“纯化”，最终达到“梵天”与“自我”合一。甘地的“真理”也和“梵天”一样，是万物存在的基础。“真理”是道德的内涵，实在的本体，人们实现道德的完善，才能与“真理”一致。对甘地来说，“真理”就是“上帝”的最重要的代名词，所以，甘地常说“真理是上帝”。然而，他又不同意“上帝是真理”的说法，因为当“真理”用于描述和形容上帝的时候，失去了“真理”作为实在本体的意义。
    三、“真理”才是甘地“坚持真理”学说的核心。甘地学说最基本的含义是：要想达到与“真理”一致，必须通过道德完善，所以，发现“真理”的途径只能是“不伤害”或者说“非暴力”。反之，在发现“真理”和在解决由于对“真理”的认识不同而发生的冲突的时候，一切不能避免伤害的行为都不能导致暴力，因而，就不能发现“真理”。所以，“非暴力”和“自我折磨”是避免冲突双方使用暴力的最好方式。它不仅促进自身的“道德纯化”，而且由于它表示出来的爱和真诚，也能促使对方发生变化，这就是甘地学说的“辩证法”。“发现真理”、“非暴力”和“自我折磨”是甘地“坚持真理”学说的三要素。要想真正理解甘地的学说，必须从研究这三要素开始。
    此外，在研究甘地思想方面很有影响的美国学者及其著作，还有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爱力克·爱力克森和他的《甘地的真理、战斗的非暴力的由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系美籍印度人教授拉伽文·艾依尔和他的《圣雄甘地的道德政治思想》。他们分别从西方心理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对甘地的思想加以研究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