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不负众望，一担任典修国史的重任，便首先制定了详细的编写条例，以及史料搜集的范围和方法等（注：见《曾巩集》卷三十一《史馆申请三道札子》。）。这些意见得到神宗的首肯，于是编修《五朝国史》的工作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然而，次年四月，神宗却又下诏罢修《五朝国史》。为什么曾巩如此认真负责，而神宗却要废除史局呢？其中原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墓志》、《神道碑》、《行状》，以及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均说因曾巩母亲卒而史局罢。然史局罢在四月，而巩母卒在九月。《宋史曾巩传》不云被罢之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则云“当考求所以罢修之故”。王应麟《玉海》等又言曾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而罢。据余嘉锡考证，曾巩典修《五朝国史》，实际上是被当时的御史中丞徐禧以及新进之人蔡卞等所攻罢。《四库全书总目》独信《玉海》所载，是片面的。
    总之，曾巩典修《五朝国史》，首尾时间在九个月以上，绝非仅五月。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仅五月，否定也不能马上成立。因为，如前所述，曾巩负责过《英宗实录》的编修，又曾参加过《宋会要》的编辑（注：《曾巩集》卷三十四《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对宋兴以来的政事国典早就比较熟悉，当时又有三朝国史材料可资参考（注：据《曾巩集》卷三十五《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称：“两朝国史，臣所未见。”），任职之后工作又非常认真负责，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曾巩修史。
    那么，为什么《神道碑》、《行状》等没有著录此书呢？这是因为，《隆平集》仅仅是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未及定稿而史局已废，不久又遭母丧，曾巩离京奔丧，次年四月巩即病卒。所以，曾巩生前未加以正式定稿。其家属以其为史馆所修之官书，且是未成之稿，故藏之于家，存其手稿而已，并没有将它当作正式著作整理刊行，也没有把它视为曾巩的私人作品。徽宗时，淄王赵世雄（注：据余嘉锡考证，世雄与曾巩同时，约比巩小十二岁。）典宗正，于曾氏之家得到此书，遂录副本以授其子孙。绍兴初，《隆平集》始刊布于世。赵世雄的曾孙赵伯卫于绍兴十二年（1142）作序一篇，载于南宋董氏万卷堂本《隆平集》之首，详载内中原委。其中有云：“南丰曾巩子固为左史日，尝撰《隆平集》以进，……当时号为审订，颁付史馆，副存于家。虽非正史，亦草创注记之流也。”而且，即使弟子未提及，也不能马上否定此书为曾巩所作。曾巩著述甚丰，各种著录互有出入。如曾为朱熹《宋名臣言行录》、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多次引用的曾巩《杂识》一书，便不见于《神道碑》、《行状》等的记载。
    由上可见，仅以书中偶有差错及有关著作未著录、巩在史馆时间短等理由，怀疑甚至否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是明显证据不足的。
    二、《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无疑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反而可以提出许多可靠的证据，证明《隆平集》确系曾巩所撰。
    （一）《隆平集》与《元丰类稿》比较
    虽然《隆平集》是史书，而《元丰类稿》是曾巩的文集，两者性质不同，但取两者有关文字相比较，不仅可看出其中思想观点和文笔风格的许多相通之处，甚至有措辞如出一辙者。这是《隆平集》为曾巩所撰的强有力证据。
    《隆平集》共二十卷，前三卷记太祖至英宗五朝事实，分圣绪、符应、都城、官名等二十六门，每门又分若干条，体例颇似会要。卷四以下为列传，分宰臣、参知政事、儒学行义、妖寇等十一类，立传三百三十人（包括附传）。在将此书与《元丰类稿》比较时，我们首先发现此书前三卷内容与《元丰类稿》中的《本朝政要策》极相似。《本朝政要策》系曾巩类聚历朝政要中之制策奏议为一编，其所立篇目与《隆平集》前三卷大同小异，甚至有文字内容也完全一致者。
    虽然在这些基本相同的篇目里，具体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本朝政要策》综论历代，而《隆平集》侧重宋代。但其中亦不乏完全相同者。如《本朝政要策》的“户口版图”目对宋太祖年间户口版图的记载，与《隆平集》“户口”门的记载，不仅方式一样（分太祖元年和末年两次），即数字也一字不差。又如《本朝政要策》“贡举”目与《隆平集》“取士”门，两者只有详略之区别，而主要叙述文字语句完全相同，现引录如下：
    ……开宝六年初，殿试进士，自是为定制。……
    《隆平集·取士》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复故。开成间，连岁取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旬日之间，取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赐绿袍木简，未命官，而释褐新制也。…………（开宝）六年，又诏宋准等覆试于讲武殿，殿试自此始也。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以来尤盛，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本朝政要策·贡举》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亦复故。开成间，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至太宗即位，……旬浃之间，拔士几五百，……又未命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