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编写体例和原则看，当时曾巩规定《五朝国史》略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有本纪，有记载群臣拜罢的《百官表》，有记载刑法、食货、天文、灾祥的各志，有人物传。其原则是只记“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其细故常行，不备书”。“名位虽崇而事迹无可纪者，不必传。或善恶有可见者，则附见之”。今《隆平集》虽无纪、表、志（恐未成），但前三卷内容反映的正是这些情况，其中“圣绪”冠以首篇，似本纪之内容，“宰执”、“官名”、“官司”诸篇，则与百官表无异，其余各篇则明显属志的内容。卷四以下的人物传记，则集中体现了“善恶劝戒”的记事原则。每篇传记长短不拘，长的几千字，短的百余字，都是善恶分明，并时有附传，而遇到重要的章疏奏折，亦予以记载，深得《史》、《汉》列传之堂奥。前引《李允则传》、《曹克明传》等皆是如此。而《狄青传》，也是“叙述错综简括，颇得《史》、《汉》丰骨”。《范仲淹传》则长达二千四百余字，详载仲淹的许多重要章奏，史料价值极高。另如卷十五《赵师旦》、《曹觐》、《孔宗旦》三传，采用了《史记》合传之体，将这三位同时慷慨就义于侬智高叛乱的勇士合在一起叙述，“真令人读之无不感愤涕泪，得《史记》合传之体”（注：引文见清彭期所作《隆平集》批注。）。
    康熙四十年，彭期序此书云：“……公因编著五朝之事为《隆平集》二十卷以进，而《宋史》及《通鉴》皆藉为根柢。所纪撰者，典而核，博而文，其词约者其义明，其文繁者其旨永。上下百余年之事，英君贤相、典章制度、赏罚兴革、人物风俗、忠良邪匿、内外舆图、营缮赋役、攻伐营屯诸事，莫不一目了然。善恶美刺，无所隐护。即当日最忌讳者，靡不微词见意。前以继《五代史》而并行，后可以合《宋史》而互见。……晁氏讥其记事多误，又曰或疑非先生之书，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也。且斯集之体制才思，俨然左国马班之遗，有识自能辨之尔。曰作者谁肯自掩其长而让能于公哉！……今付梓以附公文集之后，以见公之前集得于经学者既粹，而此集得于史学者尤深。出经入史，兼擅其长，又何才学识之弗备哉！”康熙四十七年，曾鸿麟跋此书则云：“文定公文章名天下，既醇乎经学，而《隆平集》则其史才也。……至今读之，其短篇则如《左氏传》，其长调则如《贾太传》，其典核又如《秦风》、《小戎》，所状士马、板屋、土风，宛然在人眉宇间。真旷代逸才也哉！”余嘉锡亦说：“究之，有宋一代正史别史，笔力之高，莫过于此。即其剪裁洗伐之功，已非王称、脱脱辈所能讥及。此岂后人所能伪作哉！”
    以上评价虽不免有所夸张，但至少可以反映出《隆平集》作者的文笔才识与曾巩是一致和相匹配的。
    我们认为，《隆平集》既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而非定稿，其琐碎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总得来说，称得上是一部谨严之作，能体现出曾巩的“良史之才”（注：章学诚对曾巩史学的评语，见《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志隅自叙》。）。特别是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不仅在宋代已为吴曾、李焘、李心传、杜大珪等名家所称引，而且在元修《宋史》时，亦被列为重要参考书（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修辽宋金史搜访遗书状》。）。至于今天人们在研究宋史时，使用的频率就更高了。对于这么一部重要著作，晁公武仅以书中有误而轻率地疑其伪作，《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又独信晁氏片面之辞，妄下结论，实不应该。近代有的学者也不加甄别，在未提出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跟着断言“巩之未著《隆平集》无疑”（注：王焕镳：《曾南丰先生年谱》。），尤为无稽。今天，我们在研究曾巩学术时，只字不提《隆平集》，或在著录《隆平集》时，不敢径直写“曾巩撰”，是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