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反法西斯主义实现合法性”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专政期间，民主德国要比联邦德国在清除纳粹影响方面做得更彻底。它们唤醒了人们对希特勒和一个“垄断资产阶级小集团（kleine Clique von Monopolkapitalisten）”压迫德国人民的深刻记忆。纳粹时期的德国人民被认为是上当受骗的牺牲品。正如汉斯·乌尔里希（Hans Ulrich）所说的：纳粹时代永远不能再重复了。在民主德国，“反法西斯主义（Antifaschismus）”被用来实现政治上的合法性。民主德国的权力精英试图通过“反法西斯主义”来削弱联邦德国的所谓的法西斯分子的影响。他们警告说，联邦德国又像以前那样出现了“法西斯主义（Faschismus）”，因为他们是以“资本主义（Kapitalismus）”为基础的，他们没有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
    然而，共产主义教义的核心是成为执政党，而不是没收生产资料。因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欺骗性的。同时，这个反法西斯的领导力量还吸引了一些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成员，其中一些人过去曾经是纳粹分子。在德国国家民主党内，一些“改过自新”的前纳粹党骨干又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六人性的冲动
    二战后的西方联盟不仅帮助联邦德国抵制了希特勒，而且还帮它实现了经济腾飞。这里要问：1945年以后有多少因素使得人们远离了希特勒？其中来自内部的信念又占了多大比例呢？
    正如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所说，在法治国家的民主建设中，要想使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外部环境相适应是很难的--而在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缺少这种必要的调适。还有，例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大量的公务员在政治上不够忠诚，国家缺少为它服务的人。到了纳粹时期，这些人不仅无法承担起国家社会主义的责任，而且在1945年以后，他们首先追求的就是保全自己。他们不仅没有为联邦德国做出多大贡献，反而对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起了消极作用。
    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希特勒时代进行激烈的批判为我们彻底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反抗希特勒斗争的深入研究--使得今天一些街道、广场、学校和科研机构都以反希特勒的名称来命名。在联邦德国，对第三帝国及其专政的研究要比其他国家做得更积极，对于一个饱受专制独裁之苦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研究工作显得非常重要。不断对暴政进行反思有助于阻止和战胜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正如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所说：“纪念和回忆是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它可以使我们正视历史……它直接关系到……从这种新的纪念和回忆中，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使人性的冲动走向非人性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