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30年9月5日至1731年5月22日，托利党的领军人物之一博林布鲁克① 在周刊杂志《匠人》（The Craftsman）上以书信的形式连续发表了24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英国历史的基本演变过程及其性质的认识和理解、并对英国历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解释。这些文章后来被汇集成书，以《英国史论》② 为书名单独出版，成为博林布鲁克的主要历史著作③。博林布鲁克的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他涉足历史研究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引发了一场历时5年之久的关于英国历史的大论战。这场历史大论战不仅直接影响着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辉格党与托利党这两大政党的势力消长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且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都对此后英国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英国的国史研究产生了具体而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史家在研究博林布鲁克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会提到这次大论战，有些学者也曾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或者论述过这次历史大论战与18世纪20—30年代英国党派政治发展的关系、或者着重探讨它对大卫·休谟的英国史著述的影响。④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史学界尚未有人就这场历史大论战对后来英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展开过专门的系统研究，甚至在现有的英国史学史研究中仍未对它的真正意义予以应有的重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有意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已有积累⑤ 的基础上，具体地探讨一下这次历史大论战的“史学意义”，并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使这次大论战在英国史学史上享有其应有的地位。
    一
    这场历史大论战是由当时在野的反对派政治家们挑起、并在双方政治家们之间展开的，各自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鲜明的党派烙印。它完全是一种党派斗争的直接产物，是政治家和党派集团利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
    1726年12月5日，此前不久才结束多年的法国流亡生活回到国内的博林布鲁克，伙同好友A.波普、J.斯威夫特等人创办了《匠人》杂志，纷纷撰文对当时沃尔波政府的内外政策展开了全面批判。沃尔波政府则通过收买或者提供赞助等手段，控制了《伦敦杂志》（The London Journal）、《每日报》（Daily Courant）和《自由不列颠人》（Free Briton）等报纸杂志⑥，并在D.迪福等人的带领下奋起反击。两大阵营之间由此而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经济大论战”。⑦ 当1730年博林布鲁克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对沃尔波政府展开批判的时候，沃尔波阵营同样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于是就形成了这场“历史大论战”。所以说，所谓的“历史大论战”实际上也就是此前“政治经济大论战”的继续。
    在这场历史大论战中，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看来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反对派托利党的斗士博林布鲁克将自己伪装在高尚的辉格主义大旗之下，而将不光彩的托利主义旗帜覆盖在辉格党的沃尔波身上。”⑧ 毫无疑问，这种场面的形成是由于大论战的挑起者博林布鲁克的杰作，因为是他首先运用17世纪英国议会派人士提出的所谓“祖传宪政”（ancient constitution）的理论向沃尔波政府发起攻击的。
    所谓的“祖传宪政”理论，原是17世纪的议会派为了与日趋专制的王权相抗衡而提出来的一种夸大英国议会式宪政的历史传统的假说，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爱德华·科克爵士、威廉·普林以及阿尔杰农·悉尼等人。⑨ 博林布鲁克在其《英国史论》中全面继承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在用以解释英国历史的具体演变过程时对此有所发展。博林布鲁克的论点可以归纳如下：英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自由传统的国家，“自由的精神”自古以来就深深地扎根于英国人民的心中，始终是英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最高权力的集中代表；作为这种自由精神和自由传统的具体体现，英国人民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开始就已经建立了一种旨在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以议会为核心的、以权力的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自由宪政”（free constitution），并逐步发展成为“祖传宪政”，英国人民就是在这个宪政制度的保护下享受着高度的民主和自由；与此同时，“祖传宪政”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虽然也曾多次遭受过来自外族入侵和“内讧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faction）的侵扰和破坏，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中断英国的这种自由传统；在英国历史上，凡是维护“祖传宪政”的国王和大臣都是“自由的精神”的代表，凡是损害“祖传宪政”的国王和大臣都是“内讧的精神”的代表，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贯串于英国历史的全过程，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祖传宪政”在这种对立和斗争中不断完善起来，而代表“内讧的精神”的坏国王和佞臣们则最终都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因而英国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就是“自由的精神”与“内讧的精神”持续不断地相互斗争的过程，这一本质始终没有改变。⑩
    面对博林布鲁克的攻击，沃尔波阵营直接借助于由亨利·斯佩尔曼爵士和罗伯特·布雷迪所强调的“封建社会”理论(11) 进行了反驳。他们的论点如下：英国人民真正享受自由权利始于光荣革命，在此之前民众只有饱受国王和教俗两界贵族们压迫的“自由”；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民众只是一群粗野的未开化人，他们受到国王以及大小贵族们的统治，根本不可能享有制度所赋予的任何自由和权利；诺曼征服带来了欧洲大陆早已实行的封建制度，国王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国王、贵族和教会僧侣占有着全国的所有土地，民众只不过是他们的主人们可以随意处置的工具而已；无论是诺曼征服之前还是之后，国王都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议会本身就是国王的封臣们向国王应尽的封建义务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出席议会的成员都是国王指定的大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民众的代表得以参加议会始于亨利三世时期，但并不是受到国王的指派，而是个别野心勃勃的贵族（即西门·德·孟福尔伯爵）耍弄阴谋的结果，因为他企图借民众的力量来增加自己与国王进行对抗的实力；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民众的代表在议会里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与贵族及教会的代表相比始终都是微不足道的；英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封建时代，它既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也不同于现代；与英国人民享受着高度自由的现代相比，无论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英国人民都像奴隶一样处于国王和教俗贵族的专制统治之下。(12)
    对于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谈论现实还是谈论历史，如何评价光荣革命的性质及其影响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场历史大论战的双方阵营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同样也反映出了各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实利益和立场。博林布鲁克的《英国史论》只写到1640年英国革命的前夜为止，并没有涉及对光荣革命的评价问题，这决不是他最终想得到的结果，因而他没有就此善罢甘休。从1733年10月27日至1734年2月2日、1734年9月9日至12月28日，博林布鲁克又分别在《匠人》杂志上以书信连载的方式发表了19篇系列文章，以英国“党派”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斗争为基本线索，概述了自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来直至18世纪30年代的英国历史过程，并着重对王朝复辟、王位继承排斥危机、光荣革命以及汉诺威王朝的建立和沃尔波内阁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了讨论。后来这些文章以《论党派》(13) 为题单独整理成书，成为博林布鲁克生平最重要的政论和史论著作之一。就其中包含的丰富历史内容而言，此书实际上就是《英国史论》的续篇。在他看来，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光荣革命为止，是英国历史上党派政治最为盛行的时期，是“内讧的精神”绝对压制“自由的精神”、因而也是继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父子统治之后“祖传宪政”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英国又一次陷入了分裂和内战的危机之中；在这重要历史关头，光荣革命的成功重新唤起了英国人民心中的“自由的精神”、恢复了“祖传宪政”的基本原则，从而使得英国人民有幸避免了一次民族大灾难；然而，由于光荣革命之后掌握政权的各派政治势力并没有将原先达成的基本原则付诸实践，而是纷纷成为“内讧的精神”的实践者，使得英国再一次陷入了对立与分裂的状态；尤其是汉诺威王朝建立之后，以沃尔波为代表的辉格党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成了不断加剧这种分裂趋势的根源，并且已经使英国重新回到了没有自由的奴隶时代，因而英国人民必须聚集在“自由的精神”大旗之下奋起斗争，才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14)
    沃尔波阵营的反击也毫不示弱，他们反复强调的一种观点就是：光荣革命确立了以“混合政体”和权力制衡为核心内容的真正的自由宪政原则，英国人民享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才从此有了保障，而在光荣革命以前的任何时代里，英国人民都处在专制暴君的统治之下；光荣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英国宪政制度是以往任何制度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沃尔波政府是光荣革命达成的基本原则最忠实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因而现在是英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幸福的时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