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上可见，论战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党派利益，在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的相关解释上确实称得上针锋相对。然而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似乎却都接受并利用了对方党派曾在17世纪鼓吹过的历史理论框架，从而形成了各自的党派立场与各自的传统历史观的不一致性。(1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的这种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无论从动机上还是从手段上，双方都是在利用历史为各自的现实政治利益和理念服务，因而就使得这场“历史大论战”不仅成了一个党派斗争的现实舞台，而且也成了一个彻底地将历史研究政治化的典型，从而对18世纪英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尤其是对英国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史学发展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相对于此前基督教神学对欧洲史学的绝对干预而言，它代表着欧洲史学逐渐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趋势，是与欧洲史学的世俗化过程相适应的。这场历史大论战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性格不仅符合欧洲史学的这一总体发展趋势，而且也反映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历经动荡的英国国内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
    英国社会在17世纪中后期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体制革命以后，又在所谓“光荣革命体制”下经过30多年的磨合与调整，到了18世纪20—30年代，以君主立宪为特征的英国近代社会政治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起来。如果说J.洛克在革命之后不久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对那场社会革命的原理及其合理性进行的辩护还仅仅是原则性的和逻辑性的，那么在经历了30多年的具体实践之后，如何从英国历史演变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该革命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就成了推动和实现那场革命的社会集团所必须面临的历史使命。
    作为该社会集团的代言人，无论是博林布鲁克阵营还是沃尔波阵营，都在尝试着从不同的历史角度为那场革命、从而也是为本集团的所作所为进行历史的阐释。论战双方在赞扬光荣革命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反映出双方在肯定和维护那场社会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所取得的基本成果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共同利益；而双方在关于光荣革命前后英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性质的解释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则说明该社会集团内部两大党派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权益。由此可见，作为一次涉及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行为，这场历史大论战本身无疑是在实践着历史学所担负的社会功能。可以说，它是一种在党派对立尖锐突出的情况下、以较为特殊的方式回应社会需求的历史研究，并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内容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奠定了英国启蒙史学的基础，堪称为18世纪英国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历史研究一旦与现实的政治实用性相结合，势必会影响到研究活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而且这种客观性和公正性还会随着政治实用性的强弱而波动。作为激烈的党派斗争的舞台之一，那场历史大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实用性和党派情绪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使得当时以及后来英国的国史研究成了英国历史学中最敏感、最无法达成共识、以至于也是最难以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的领域。应该说历史大论战是在试图回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只是它并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个课题，甚至还因其过于强烈的党派色彩而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然而，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遗憾，才促使后来像大卫·休谟那样企图超越党派立场的国史研究的出现。(17)
    三
    尽管这次历史大论战参与双方的立场和观点针锋相对，然而他们在论述各自的英国历史构图时却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力图从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英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与性质，而且是以论述政治制度与人民的自由权利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的。博林布鲁克阵营通过考察所谓“祖传宪政”的起源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状况，不仅对历史上重要的人和事进行了或褒或贬的评价，也对英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性质提出了定性思考。沃尔波阵营运用前人关于“封建社会”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英国封建制度的起源以及与英国宪政的关系等历史影响的考察，对英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分期性”思考。论战双方的论述中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并不是等量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双方以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为视角考察历史的做法却为此后英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示范，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18)
    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比昂多以其《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的历史，472—1440年》一书首倡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不仅开创了欧洲近代史学中“三阶段分期法”的基本模式，而且也对欧洲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思考。(19) 在这场英国历史大论战中，双方阵营都继承和发展了比昂多的这一学术遗产和研究思路，将它具体运用于英国历史研究，对国别史研究中的“通史式”把握和“分期式”考察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不仅为英国史研究、甚至也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国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途径。
    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定位，是欧洲近代史学中“三阶段分期法”得以立足的理论前提。同样，对英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的认可，也就是对英国历史进行“三阶段分期”的学术基础。尽管欧洲史学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展开真正的系统研究是在19世纪(20)，尽管亨利·斯佩尔曼和罗伯特·布雷迪关于英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现和探讨尚不完善，然而这场历史大论战的参与双方却能够在利用他们二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共同揭示了英国历史的“三阶段分期”模式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的基本内容如下：11世纪的诺曼征服和15世纪都铎王朝的建立，使得英国社会的财产占有状况和英国政治权力的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从而也使得英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而英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可以分别以它们为界线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都铎王朝建立之后。
    从诺曼征服到都铎王朝的建立，正是英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对它的历史定位认可与否正是英国历史分期中的关键所在。在沃尔波阵营看来，诺曼征服为英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使英国历史的进程从未开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发展到了有明确而完备的政治制度的时代；都铎王朝建立之后，国王和议会在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英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英国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1)
    相对于沃尔波阵营的正面阐述而言，博林布鲁克阵营的论述则显得隐晦难懂。他们尽管不承认英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本质性”变化，却对诺曼征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都铎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出现的新局面表示了认同，只是采取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表述方式而已。在他们看来，前者是对“自由的精神”和“祖传宪政”的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开启了英国历史上“内讧的精神”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而后者却是对“自由的精神”和“祖传宪政”的空前规模的大恢复，使英国历史重新迎来了以“自由的精神”为主导的新时代。(22) 由此可见，博林布鲁克阵营不仅完全承认诺曼征服和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而且与沃尔波阵营一起构建了英国历史“三阶段分期”模式的基本框架。
    另外，关于英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理论学说原先只是英国学术界个别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被赋予了强烈的“托利主义”党派意识的色彩。经过这次历史大论战之后，由于辉格派的沃尔波阵营给这一理论披上了官方化的外衣，从而极大地淡化了它原来的党派色彩，并促进了它作为一种历史知识的普及。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直接为开辟英国国史研究的新思路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