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之际变革的内容和过程，过去已有极多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那些人所共知的内容，只想从宏观的理论角度，就周初变革所具有的“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再作一些阐发。关于这一问题，已往虽有认识，但我感觉尚不够深入。特别是，关于部族制度本身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制约和束缚作用，以往的认识显然不足。
    一
    自王国维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巨于商周之际”（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后，殷周之际的变革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这场变革的作用、影响和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有“迥异说”和“微殊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注：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我个人是赞同“迥异说”的。我认为，周人于代殷之初所试图建立的，本来仅仅是仿效殷代政治模式的、以周为领袖国的方国联合体王朝。武王克商以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并没有消灭殷国，只是令殷人作为邦国联合体之一员服从于周，正如周曾经长期作为邦国联合体之一员服从于商一样。倘若失败的殷人能够从此甘心屈居于从属的地位，那么周代未必不会像殷商一样，成为一个众多方国林立的时代；至少在周初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像殷商那种“众邦林立”的状态，很可能会延续下去。
    但是武庚的叛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改革，实行“天下宗周”的分封制度，改变了周初那种不平等方国联合体的政治格局，以武装殖民的方式在广阔的地域内建立起众多周系诸侯的强大据点，把周王朝改造成一个大规模的、宗法化的、以周王为宗主的同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的新型王朝。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周人原有的成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与现实的迫切政治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以“长治久安”为目的，以分封制度为基石，创建了发达的、以礼乐制度为基本特征的农耕文明政治-社会结构。
    周人实行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宗法分封，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就国家政体而言，它大大促进了国家制度的发展进步，改变了夏商时期亲族聚居、一族即是一“国”的政治结构；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兴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大批的殷遗民和其他一些商代强大方国的贵族、平民，以宗族为单位，整族整族地被迁往各周人封国，由封国统治者“率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进行分化式管理。文献中记载被分封的所谓“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怀姓九宗”，就是典型的例子。其结果，一是殷人的旧有势力脱离本土，云散四方，被分别羁绊，已不可能重整聚合，死灰复燃。二是这些由周王“授土授民”新建的国家，已经不是旧式一族聚居的方国，而是由周人、本地土著以及外迁的殷人和其他方国各部族混合，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虽然各族之间依然是各自聚居，但是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由是而使过去那种以血缘为标志的“族国”在周系诸侯内不再存在，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同时，这些分封的诸侯国家不但在名义上属于周天子所有，在实际上也须在相当程度上听从周王的指挥，并承担各种义务和责任。它们与周王室的关系，已不再是方国联合体中的成员与首领，而是臣属与君主的关系，从而使王权大大强化。这种变化，正如王国维所说：“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周代的诸侯称呼周王为“天王”、“天子”，而决不敢称“大邦周”，自己也决不敢称“小邦晋”、“小邦鲁”；这恰恰体现了殷周国家体制的根本差异。要而言之，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当时的诗人所吟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这种观念的生动反映。而殷代则无这种观念，即使在“小邦周”与“大邦殷”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二者也并非一体。
    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由是观之，商周之际的变革，的确意义重大。实际上，中国国家形态之所以能够完成由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过渡，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华夏族之所以能够在那么早的时期就趋于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所以在周代就得以基本确立，无不有赖于殷周之际的变革。所以，王国维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确是不易之论。
    二
    不难看出，由周初的变革所促进的“国家体制的发展、民族格局的形成、文化精神的确立”这三个方面中，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最关键、最具重要意义的变化，是国家体制的发展。正是由于周初的变革促使周人在国家体制上完成了从早期的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族邦国家向成熟的地缘国家的过渡，“华夏居中，四夷在外”的多民族统一体格局才得以随着诸夏的强大而逐渐形成，“群体本位”文化才得以超越族邦文明的狭小范畴而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传统亦因此而具有了得以绵延不断地生存发展的基础，从亘古走到今天。从这一意义上说，西周初期的政治改革，其历史影响至深至远，功绩至巨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