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听周予同先生讲课的笔记整理稿。文中论述了史之起源问题，以及经史关系演变的四个阶段。两汉时代，“史附于经”；魏晋至隋唐，“史次于经”；南宋至清末，“经等于史”；五四运动以后，“经属于史”。对于这种演变过程的社会原因，也作了精辟的分析。
    周予同先生，1898年1月25日生于浙江瑞安。青年时代， 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壮举。毕业后，长期在上海从事编辑、教书、著述工作。1945年以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1981年7月15日病逝，终年八十三岁。 关于周先生传记资料，主要有：《周予同自传》，周谷城《怀念周予同教授》，许杰《怀念经学家、经学史专家周予同教授》，朱维铮《周予同教授的经学史研究》，贺卓君《周予同》（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年），许道勋《著名历史学家周予同》（载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历代人物与温州》一书）。
    周先生的论著，由朱维铮教授精选，编成《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隔多年，《选集》增订本出版。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经重新整理，已编入《选集》正文卷尾。尚有未抄出的笔记内容，计有三个部分：一、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二、经学与史料学的关系；三、经学与文字学的关系。现将第一部分整理发表，以纪念周予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一、“经史关系论”是基本问题
    “经史关系论”是中国经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包括史的概念与起源、经的起源与定义、经与史关系的演变等等。我想一篇篇地搞，可以从综合研究到分论，也可以从分别研究到总论。最近，写了一篇论述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文章，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只开个头，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篇文章反映还是好的，俞平伯先生[2]写信给“中华”，认为看得上眼。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史到经，再从经到史，当然，后一个“史”并非前一个“史”。而自两汉以后，经史关系的演变又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史附于经时期，两汉时代。当时，经典是法定的，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最高理论；而史著附于《春秋》经中，没有独立的地位。
    第二，史次于经时期，魏晋至隋唐、北宋。史部开始独立，进而升格，终于出现“经、史、子、集”四部之名。
    第三，经等于史时期，南宋至清末。南宋以后，产生了“经等于史”之议。清代章学诚对此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与创造。章学诚是重点人物，他说“六经皆史，道不离器”（《文史通义·原道》），这里有唯物主义的思想。
    第四，经属于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直到今天。封建经学退出历史舞台，经典及其注疏都变成了史料。“六经皆史料”，这反映了社会状况的变化。
    总之，从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以致现在的经附于史，有其一定的过程。[3]
    二、经、史的起源
    “经”字始见于周代铜器，是经营的意思。“经”作儒家书籍的解释，到战国后期才出现。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时（有关内容从略，参阅《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整理者注）。
    继王国维之后，有人撰《续释史》，见于《史学论文索引》[8]，从略。
    不管对“史”字本义如何解释，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早的史是记录，即章学诚所说的“纪注也”。由此而论，中国最早的史是散文体的记录。但是，从世界历史上看，最早史著大多是诗歌体裁。中国“史”之源是韵文还是散文？是不是也出于史诗？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梁启超曾写过《新史学》[9]，称中国史学也出于史诗， 《诗经》即中国最早的历史。梁氏是受到西学和孟子的影响。《孟子·离娄下》篇云：“诗亡而后春秋作”。从前北大朱希祖撰的《史学概论》[10]，认为在中国“史”之起源是二元的，有韵文也有散文。最近，徐中舒认为史的起源与诗歌有关[11]。至于我本人则偏向于史之散文起源说。
    中国古代文化记录起源于史，史包括了一切文字记录。没有“史”，中国文化不知会怎么样！“史”与文化关系极大！古代有所谓巫、史、宗、祝。巫是代表神的，是神向人表示意见。祝是代表人的，是人向神表白。宗是讲仪式的，与礼有关。礼中有哲理，仪却是死板的格式。史是管记录的，一切东西经整理后都记下来。研究甲骨文就会清楚，史也是保管档案记录的人。这样看来，史与文化有很大关系。从有文字起，直到今天，全在历史学家手中。
    既然最早文化起源于史，史也就先于经。章学诚说：“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苍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论修史籍考要略》）又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浙东学术篇》）照此说来，史先于经，先有史，后才有经。顾颉刚[12]先生也认为经起源于史。换言之，就是从史到经。
    三、史附于经阶段
    史虽先于经，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居于主导地位，而史学却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隶属于经。这在目录学上看得很清楚。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史著附于《春秋》经。如《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汉大年记》、《太古以来年纪》等等，均隶属于经。汉代，连司马迁《史记》即《太史公书》，都没有它的独立地位。至于《春秋》经是当作历史著作还是视为政治哲学呢？当时，今文学派认为《春秋》是政治哲学，体现最高原则，史著不过是外衣。这一点，读董仲舒《春秋繁露》就会知道。
    “史附于经”这种思想，在西汉成帝时已是如此。汉成帝曾令刘向等校理图书，对于古代文化是有功的。刘向是目录学和学术史（学术源流）的始祖，是中国文献学上的重要人物。《战国策》和《荀子》等书，都经过刘向校录而保存下来。刘向撰的《别录》已失传，今仅有辑录本。
    刘向的儿子，即西汉末古文经派的开创者刘歆，继承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包括辑略（总论）、六艺略（经学）、诸子略（哲学）、诗赋略（文学）、兵书略（军事）、数术略（宗教）、方技略（医学）。所谓“略”，即部门的意思。《七略》已佚，今仅有辑略本。
    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应是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先河。班固是抄录先人的说法的。《汉书·艺文志》是一种具有学派性的著作，相信它是古文学派。《廿五史补编》收有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可以参考。古文派的顾实[13]，撰有《汉书艺文志疏证》，还是较好的反面资料（原笔记如此，“反面”不知何意，也可能是听者误记，待考。--整理者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纠谬》，则属于今文学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