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次于经阶段
    自魏晋到隋唐，史部独立起来，而且升格，由六略变为四部。四部，先叫甲、乙、丙、丁，后则称经、史、子、集[14]。
    最初搞的人是曹魏时秘书郎郑默，他撰有《中经》，所谓“中经”，就是宫廷里藏有的书籍。
    西晋初秘书监荀勖另著《中经新簿》，所谓“新簿”就是重新登记整理，开始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记六艺（经典）及小学。乙部，有古诸子学、近世子家、兵书、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等。可见，史书已从经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部不过它居第三，次于六艺和诸子。
    东晋初，著作郎李充以秘阁仅有书三千余卷，故依荀勖的四部之次，但更换其乙、丙部的书籍，就形成了定例，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这说明“史”上升到仅次于“经”的地位。
    南朝梁普通中，处士阮孝绪撰有《七录》：一曰经典录，记六艺；二曰记传录，记史传；三曰子兵录，记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记诗赋；五曰技术录，记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
    及至唐初，尽收天下图书古籍。魏征等编撰《隋书》，其中《经籍志》就分为：一曰“经”，二曰“史”，三曰“子”，四曰“集”。所谓“经、史、子、集”体制最后确定了。“史”部地位提高了，但仍次于经。以后，书目大率循此次序而不变[15]。
    上述过程，参阅柳诏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十三章[16]。还可参考清钱大昕《经史子集之名何昉一文[17]，载于《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昉，“始”的意思。他提出了四部开始于何时的问题。
    《隋书·经籍志》是搞中国目录学、文献学的基本东西。但它比《汉书·艺文志》差些，只能作参考，不能直接引作史料。例如，《逸周书》是真有的，但它以为是假的。所以，引用《隋志》时要注意。
    关于经、史、子、集四部，在我看来：
    经部。中国的经典是不能动的，只能发展、扩大，或者托古（寄托古代经典以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
    子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都是讲哲学思想的。后来的子部，却成了“杂”家。例如，中国的菊谱、金鱼谱等，都放在子部之中。
    集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讲文学的。而后来的集部，却包含了很多内容。所以，子部与集部是大成问题的。
    史部。史部内容较稳定，只有史著类别的变化而已。中国的学问主要集中于史部。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重视“史”呢？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民族：第一，肯定现实，所以史是很重要的。第二，注重集团。第三，注重社会。中国人对现实的集体观念很重，具有反宗教的思想（整理者按：为了保持周先生遗说的原貌，不予删略。这里仅仅是周先生个人的学术观点，主要就历史上儒学对佛、道的排斥性而言，无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而没有欧洲那样的“十字军”[18]思想。例如，理学也是有反宗教的色彩。
    中国人的思想特点：从心到物，由内而外，自个人至社会。中国人的思想是着重在此岸，而不在佛教所谓的彼岸。例如，中国人借敬祖宗之名，来团结人们。孔子搞祭祀，就是为了团结。祭祀，是从谈孝再谈到仁的。所以，这三者是联系起来的。
    总之，经典是讲原则的，而历史则告诉了我们一切。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史部。
    五、经等于史阶段
    从南宋到清末民初、“五四”以前，是“经等于史”时期。这一命题，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在封建社会后期，经学居于统治地位，喊出这句话，是很了不起的。
    第一、二阶段，经史关系属于目录学上的问题，即图书分类问题，至多也只是学术源流问题。而第三阶段，经史相等之议则属于学术思想问题，涉及历史哲学问题。
    有人认为，“经等于史”之说，始见于隋朝王通的《文中子》一书。王通把《诗》、《书》、《春秋》说成“三经皆史”。其实，这句话是不可靠的。他是受到《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19]说法的影响，只是从形式上讲，而不是从本质上看。
    我的主张是从南宋开始才有“经等于史”之议。首倡者是南宋陈傅良，见于《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徐得之左传国记序》，文集收存于《永嘉丛书》和《敬乡楼丛书》。
    附带说一下，宋学学派可分为三：一曰程朱派，二曰陆王派，三早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又分为二：一曰永嘉（今温州市）学派，代表人物有陈傅良、叶适（水心）等，很有才气。著作汇集为《永嘉丛书》和《敬乡楼丛书》，前者由孙诒让的父亲孙依言编的[20]，后者由今中山大学刘节教授的父亲刘冠山编的[21]。二曰永康（今金华市）学派，代表人物有陈亮（龙川）、吕祖谦等，著作汇集为《金华丛书》。
    程朱派和陆王派都看不起浙东学派。例如朱熹说他们是粗野的，夸夸其谈，没有理论，陆九渊更是瞧不起他们。但是，我认为浙东学派是批评派。朱熹专谈《四书》，陆九渊专谈《孟子》，两派都以圣人经典为要务。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浙东学派便以历史来批评另外两派，反对性理空谈，在“经世致用”的问题上，强调应该把“经”与“史”结合起来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经等于史”之说，浙东学派虽然重视“史”，但在那封建时代不可能推翻“经”的地位。
    继南宋陈傅良之后，明清时期学者们也讲经史相等。兹将有关资料抄录于下：
    明代宋濂：《龙门子凝道记》卷下《大学微》。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答徐爱语曰：“五经亦史。”李贽在《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条云，“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最为系统的则是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六经皆史”说。章氏，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进士，清代浙东学派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众多著作，清末始为人注意。1922年汇刊为《章氏遗书》。对经史关系的见解，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又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报孙渊如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