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的改革，使中国历史从此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其前的族邦结构社会的崭新发展道路。它使生活于广大地域的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血缘组织的桎梏，而形成了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强固紧密的精神凝聚力量，从而具有了不断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
    族邦结构社会是一个涵括广泛的概念。不但前国家形态社会组织的部落和部落联合体属于族邦结构社会，包括早期国家初始形态和典型形态的夏、商乃至西周时代，都属于族邦结构社会。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族邦结构社会是一种具有极强稳定性的社会。南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众多民族正是由于始终未能挣脱族邦结构社会的桎梏，所以一直停留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
    关于族邦社会具有顽强的相对稳定性的原因，不少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在研究酋邦的时候已经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诸如指出其在政治技术上对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控制能力和适应能力，等等。并且说明：酋邦虽然具有向国家形态的过渡性特征，但它本身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酋邦与国家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向国家转化，二是可能不向国家转化”（注：参看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四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活动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地球上有人类活动的六大洲中，除了欧亚两洲，其他四大洲中，南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大部分的人类社会，从亘古直至近代，始终都未能走出族邦社会。而在过去，由于我们深受进化论和发展史观的影响（注：从我们今天来看，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在其形成时期，显然深受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进步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我们总是倾向于从“人类社会必然要不断地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角度去认识每一个具体地域的人类社会。已往那种认为“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美洲社会的原有历史进程”的观点，就是这种认识的典型体现。但在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往往未必如此。历史已经证明：并不是每一个地域的人类社会都一定会必然要不断地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正像人类学的研究所告诉我们的：很多族邦社会直到被近代的观察者发现之前，已经以其自身固有的形态存在了成千上万年；倘若没有外部世界的介入，我们大概无法预测它们还能延续多久。
    南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许多人类社会之所以始终停留在族邦阶段，至少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显然并不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因为上述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并不恶劣。所以，倘若单纯应用汤因比的“挑战与回应”的理论，恐怕便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这或许启示我们：要解释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域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仅仅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够的，同时还应从人类社会内部去寻找原因。
    而若由此去进行分析，则不难发现：族邦结构的社会之所以具有一种顽强的相对稳定性，除了上述文化人类学者所分析的诸种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原因，即：由于在族邦社会中每一族邦内部的血缘纽带都极其紧密而难于突破，而对于外部的排斥却十分强烈；同时格局又相对狭小，而族邦间的冲突和争斗却十分频繁；这种族邦结构社会的人口增殖既缓慢，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也很艰难，大量的人口、财富和科技文化积累都在狭小的族内空间和频繁的族际斗争中淹没和消耗了。所以，族邦结构的社会对于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传承具有巨大的阻碍和桎梏作用。它使得在广泛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的交流和联系无法充分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相对割据和封闭的状态。在族邦社会中，其生产经验、科技发明，特别是文化艺术的创造和政治制度革新，乃至信仰礼仪、风俗习惯，都基本属于本族邦所独有，而很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总结和提高。不同的族邦之间当然会存在经济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但是敌对排斥和封闭垄断的状态显然成为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因此，直到近代乃至现代，即使是生活在极其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的族邦社会，其变化也是极其缓慢的，大多表现为一种长期停滞的状态。
    美洲的玛雅文化，在古典时期已有200多个城邦， 每个城邦都有数万人口，已经发明文字和金属制品，有气势雄伟的辉煌建筑，相当发达的天文历法。但是，当近代的欧洲殖民者登上这块陌生的大陆的时候，遇到的只是一些大都仍然处于母系氏族阶段的原始部落，昔日的盛景久已荡然无存。虽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中断了在这片自然条件优越的生存环境中的前进步伐，并向后倒退；但不管怎样，有一点认识应当是确切无误的，即：即使是在玛雅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它也显然没有突破族邦结构的局限。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已经打破狭隘的血缘纽带桎梏而进化到文化民族阶段，在广泛的地域内具有了共同的经济形态、语言文字、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心理认同的人类社会，无论遇到怎样巨大的灾难和挫折，其已经积累的基本文化与科技成果都不可能完全消失，更不可能重新倒退回诸如母系氏族社会这样原始的发展阶段。
    以汉民族为例，其历史发展曾经历过反复大起大落、兴衰交替的过程。由于天灾人祸的摧残，多次出现过在广阔的地域内“十室九空，赤地千里”的惨状。例如在西汉王朝的兴盛时期，人口已达5 000多万； 但是到了三国时代，经过长期的战乱消耗，人口竟然降至700余万， 重新回复到商代晚期的人口数目（注：根据学者研究，商代晚期的人口已达到780万左右。详见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已经明显低于古典时期的玛雅人口。 但就是在这样极其衰微的时期，汉民族也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固的文化认同与心理凝聚力的整体，她作为一个在广大地域生存发展的复合的“文化民族”，其共有的经济形态、语言文字、政治制度、文化精神乃至风俗习惯的纽带依然强劲。所以，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时间不算短暂的割据状态，还多次出现过北方的戎狄纷纷“入主中原”的局面，但生活于广大地域内的汉族人民在文化传统与心理归属上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执着认同却从未动摇，这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决不可能倒退回夏商时期“万邦林立”的状态去。
    而玛雅文明则不然。玛雅文明的文化与科技成果显然未能超越族邦的范畴，而成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财富。所以，随着玛雅文明的衰落，玛雅的文字、科技与文化全都消亡了。当今天的人们面对着玛雅神庙中遗留下来的长达2 500字却无法完全解读的铭文的时候， 既惊叹当年玛雅人文明发展的高度，又充满着无可奈何的遗憾。
    这说明，族邦结构的确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制约和局限作用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