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各类灾害的频发时期。战争和灾害的交互作用，促成国家和社会的诸种矛盾复杂化和经常化。与两汉时期的灾况仿佛，蝗虫为灾依然是此期威胁农业生产、危害百姓生活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
    一、蝗灾发生的时间分布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灾害的发生，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有过具体的数字统计。在这369年中，遇灾619次，其中蝗灾31次，占各类灾害总数的5%。（注：除蝗灾外，其他灾害发生的次数是：旱灾137次，水灾133次，地震93次，风灾87次，雹灾53次，疫灾34次，歉饥29次，霜雪22次。参见《邓拓文集》第2卷，第44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与秦汉蝗灾占灾次总数的13.3%相比，（注：邓氏统计秦汉时期各类灾害共发生375次，蝗灾为50次。这个统计亦不准确。我们的统计数据是55个蝗灾发生年。）此期的蝗虫为害明显减弱。
    仔细查阅相关史籍之后，我们发现邓氏的统计并不准确。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43个蝗灾发生年，（注：邓氏对灾害次数的统计标准曾加限定：“凡见于记载的各种灾害，不论其灾情的轻重及灾区的广狭，也不论其是否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只要是在一年中所发生的，都作为一次计算。”（前引书第43页）这个标准用于蝗灾统计，缺陷是明显的，本文弃用“次”的统计概念，而代之以“蝗灾发生年”，即凡一年中一地或数地发生蝗灾，即计算为一个蝗灾发生年（或简称为“一年次”）。）占年代总数（220-589）的11.65%（若加上仅见地方志所载的蝗灾，则为58个蝗灾发生年，占年代总数的15.72%），大约9年中就有1年发生蝗灾，就发生年而言，只比秦汉稍弱一点。
    这43个蝗灾发生年年份的具体分布是：
    三国曹魏有2个蝗灾发生年：黄初元年（220）和黄初三年（222）。
    西晋时期见于正史及其他著述的有6个蝗灾发生年：泰始十年（274）、咸宁四年（278）、永宁元年（301）、永嘉四年（310）、建兴四年（316）和建兴五年（317）。（注：不见于正史却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复有四个蝗灾发生年：咸宁元年（275）、永兴元年（304）、建兴二年（314）和三年（315）。）西晋立国凡52年，蝗灾发生年占西晋一朝总年数的11.5%。
    东晋时期蝗灾发生年共有12个：（注：此为最低数字。由于史料记载的含糊，有些蝗灾发生的年份实难确认，故未作统计。如《晋书》卷26《食货志》：“（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太兴元年（318）、太兴二年（319）、太兴三年（320）、咸和八年（333）、咸康四年（338）、永和八年（352）、永和十年（354）、永和十一年（355）、太元七年（382）、太元十四年（389）、太元十五年（390）、太元十六年（391）。（注：仅见于地方志的尚有咸和五年（330）、咸康三年（337）、永和十二年（356）、升平三年（359）、太和三年（368）、宁康元年（373）和二年（374）等7个蝗灾发生年。）这13个蝗灾发生年占东晋享国年数的12.7%。这个数字包含了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蝗灾发生数，若单是东晋境内，比例没有这么高。
    南北朝时期，南朝境内共有4个蝗灾发生年：刘宋元嘉三年（426）、萧梁大同元年（535）、大宝元年（550）和陈永定二年（558）。（注：此年北齐亦有大蝗灾，总计时合为一个蝗灾发生年。）北朝（不计算隋朝）境内共有20个蝗灾发生年，其中北魏有14个：兴安元年（452）、太安三年（457）、太和元年（477）、太和二年（478）、太和五年（481）、太和六年（482）、太和七年（483）、太和八年（484）、太和十六年（492）、景明四年（503）、正始元年（504）、正始四年（507）、永平元年（508）、永平五年（512）。北齐有4个蝗灾发生年：天保八年（557）、天保九年（558）、天保十年（559）、乾明元年（560）。北周共有2个蝗灾发生年：天和六年（571）和建德二年（573）。（注：仅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尚有北魏永平三年（510）、熙平元年（516）和北齐天保元年（550）、天保二年（551）等4个蝗灾发生年。）
    在这43个蝗灾发生年中，以下所列属于重大蝗灾：
    曹魏黄初三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以振之”。（注：《三国志》卷2《文帝纪》。另《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载：是年“秋七月，冀州大蝗，饥。”《晋书》卷29《五行志下》和《宋书》卷33《五行志》亦有相同记录。）
    西晋永嘉四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同时被蝗，蝗虫在食尽禾本植物之后，竟咬噬牛马之毛。（注：《晋书》卷29《五行志下》：“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泰、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晋书》卷5《怀帝纪》和《宋书》卷33《五行志》。）此次蝗灾来势之猛，为害的区域之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少见的。
    西晋建兴四年和五年的蝗灾属于连续性蝗灾。（注：连续性蝗灾是指同一发生区两年以上的持续性蝗灾。）建兴四年六月，大蝗，“中山、常山尤甚……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则化状若蚕，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飞，弥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七月，“河东平阳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注：《资治通鉴》卷89晋纪十一。另，《晋书》卷29《五行志下》、卷102《刘聪载记》及《宋书》卷33《五行志》等亦对此次蝗灾有所记录。）次年，除上述地区外，司州、雍州和青州也发生蝗灾。（注：见《晋书》卷5《愍帝纪》和《晋书》卷29《五行志下》。）
    东晋甫建国即遭受蝗害，太兴元年至三年连年蝗灾，且为连续性蝗灾。从蝗虫为害的区域看，这三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可谓是西晋建兴五年蝗灾的继续，冀、青、徐三州灾情尤重。据《晋书》卷29《五行志下》：“六月，兰陵合乡蝗，害禾稼。乙未，东莞蝗虫纵广三百里，害苗稼。七月，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蝗虫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尽，至于二年。”自太兴二年五月起，徐、扬及江西诸郡连续两年发生夏蝗和秋蝗。可以看出，从西晋建兴四年以来，连续五年有蝗灾发生，蝗虫为害的区域由北而西而南，徐、扬及江西诸郡发生夏蝗后引起饥荒，次年再蝗，则“民多饿死”。（注：见《宋书》卷33《五行志》。）而冀州地区只消停了一年，太兴三年，蝗灾再起。（注：见何法盛《晋中兴书》卷3《微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