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具有飞翔和成群迁飞的特征，从原发基地成群结队地大规模地向另一区域迁飞，一飞就是数十或百公里，大量取食庄稼，且产下众多的卵块，从而引发该地发生蝗灾。历史上蝗灾之所以成为三大自然灾害之一，迁飞为害是个重要的因素。我国古代人们虽然没有对蝗虫的迁飞规律作过系统的总结，但也注意到蝗虫迁飞的特性。此期的史籍中就有蝗虫迁飞的记录，如《晋书》卷29《五行志上》载：东晋太元十六年五月，“飞蝗从南来，集堂邑县界，害禾稼。”何法盛《晋中兴书》卷3对此说得更为详细：“棠邑界有蝗，广千里，长三十里许，从南来，其飞蔽天，害苗稼。”又北齐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内八郡大蝗，飞至邺，蔽日，声如风雨”。（注：见《北史》卷7《齐本纪中》。）前文所述前秦四年的关中蝗灾，自华泽生成后，向西迁飞，直至整个渭河流域。蝗虫的迁飞，意味着蝗灾区域的扩散和灾害程度的加大。
    三、蝗灾发生的诸种因素
    蝗灾的发生是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及其交互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是自然条件的主导因素。生态学界将自然条件称之为蝗虫生境，它包括一系列自然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食物因子和其他因子等。（注：生态学上的所谓生境（habitat或biotop）是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成群落所在的具体地段或完成生物过程的空间，生境内包括生物所必须的生存条件以及其他的生态因素。一个生物种群生活的地方及其周围环境，无论是生物的还是非生物的，都是该生物种群的生境。参见倪绍祥主编《环青海湖地区草地蝗虫遥感监测与预测》第48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在气候因子中，气温无疑是蝗虫生长发育及其活动的主要因素。不论是蝗蝻或成虫，遭遇到不正常的高低温度，往往会降低蝗虫的活动能力。据马世骏的研究，东亚飞蝗的起点发育温度为15℃，蝗蝻的起点发育温度为20℃，成虫的适宜发育温度为25℃-40℃，最适发育温度为28℃-34℃。（注：马世骏《东亚飞蝗在中国的发生动态》，《昆虫学报》，19（1）：1-40。）陆人骥曾将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蝗灾按月份进行统计，发现蝗灾在四、五、六、七、八月发生率最高，尤其以六、七月为甚，夏蝗要高于秋蝗，说明蝗虫活动与气温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注：陆人骥《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据对系以月份的蝗灾资料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夏蝗有19个发生年，秋蝗有15个发生年，夏蝗连着秋蝗有2个，由此可以证明此期夏、秋蝗的发生率较吻合于历史时期蝗灾的总体情况。
    “旱极而蝗”，这是人们对蝗灾与水旱关系的最基本的认识。确实，历史上的许多蝗灾与大旱具有紧密的联系，魏晋南北朝亦是如此。如西晋建兴五年“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注：见《晋书》卷5《愍帝纪》。）梁大同初，“都下旱蝗”；（注：见《南史》卷58《裴邃传附之礼传》。）大宝元年（550）前后，“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注：见《南史》卷80《侯景传》。）然而，大旱未必一定都会引发蝗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年发生蝗灾的不过1/3，也就是，旱灾只是蝗虫为害的条件之一。而且，从蝗虫生物学角度而言，适度的旱有利于蝗虫的发生，过度的旱反而对蝗虫发育不利。因为蝗虫卵孵化的幼蝻不在低于35%相对湿度中发育，过旱的土表不适于飞蝗产卵，蝗卵失去水即丧失活力，且在45℃的高温下胚胎的生活力只能维持10小时。因此，蝗虫的生长发育需要适宜的干湿度（注：见马世骏《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第16页，郭郛等《中国飞蝗生物学》第444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
    在史料中，我们也发现水灾与蝗灾发生联系。如《晋书》卷34《杜预传》载：“秋，大霖雨，蝗虫起”；《宋书》卷33《五行志》：“八月，诸郡大水，兖州又蝗”。在蝗虫发生地，夏季大水之后的沿河高地以及滩涂一带在三十余度的高温作用下，极易生发蝗虫。清陈崇砥《治蝗虫》说：“蝗为旱虫，故飞蝗之患多在旱年，殊不知其萌蘖则由于水，水继以旱，其患成矣。”陈氏此说在现代治蝗工作者的灭蝗报告中屡屡提及，被证明是合理的。
    据张九辰所作《中国历史蝗灾间隔100年频次表》，（注：参见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第十八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发现自西周以来，公元1-199年、900-1099年、1200-1399年、1600-1799年为蝗灾频次增多的时期，为蝗灾活跃期，而其他时期包括魏晋南北朝在内则属于蝗灾的平静期。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取决于此期的总体气候。气象史学家大多认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特征是寒冷，在天气现象上表现为霜雪终日的推迟，整个春季气温偏低。冬季气温高低对蝗虫的影响甚大，气温偏高，越冬虫卵成活率高，次年容易形成蝗灾，反之，则降低越冬虫卵的成活率，破坏了蝗虫延续繁衍的条件。（注：参见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19页和第9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较之两汉和隋唐，此期的蝗灾连续性发生年是不高的，而且夏蝗之后复秋蝗的情况也比较少，都是与此期的气候偏冷有关。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自然条件的变化虽是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却不是终极的唯一的原因，毕竟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在自然条件之上，决定灾害的发生和扩大的根本因素还是人为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在蝗虫为害方面更是如此。战争频发、人口流移、对环境的认知和改造、政府对蝗灾发生的处置等都属于蝗灾发生和扩散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情况众所皆知，无须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