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1600年的伦敦是仅次于那不勒斯和巴黎的欧洲第三大城市，而且伦敦人口规模还在急剧膨胀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方式变革加剧，尤其是伴随着现代印刷业的兴起，文化传播速度加快，人们的文化水平也日益得到提高。据统计，1558年英国人口中只有1/5的人会写自己名字，到1603年英国1/3的人口都具备了读写能力。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更多人能够看懂戏剧、喜欢戏剧。戏剧日益成为新兴大众文化消费热点，并引起了统治者的密切关注。
    事实上，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伊始就关注戏剧。在那个时代，妇女不能登台演戏，传统宗教神秘剧和道德剧占据主要地位。由于戏剧内容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从1559年到1574年间伊丽莎白逐步建立了戏剧和演出公司特许制度，试图从剧本到剧院全面控制新兴戏剧业。这导致非宗教的世俗化和大众化戏剧迅速崛起，现代公共剧院也应运而生。经国王特许，1576年首家现代公共剧院在伦敦诞生，1599年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开业。莎士比亚从1594年起就被遴选为伊丽莎白宫廷戏班子成员，不仅每次演出可获得10镑赏赐，而且还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源。这是他的剧院能够获得特许的重要原因。
    然而，伊丽莎白全面控制戏剧业，主要是为了捍卫宗教信仰安全。宗教信仰与世俗工具理性不同，它是价值理性，关乎王位稳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活秩序。与1577年德雷克开始环球航行、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601年英王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等事件相比，捍卫宗教信仰安全更加重要。人们为了捍卫它，不惜牺牲生命；国家为了捍卫它，不惜诉诸战争。
    1559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成为“伊丽莎白的宗教决定”之柱石，确定了宗教改革的中间路线。然而，激进的清教运动和守旧的天主教势力，不断冲蚀着这一决定。不同信仰之间、信仰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信仰日益多元化、个人化。统一、稳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不复存在，许多人回归本能冲动，人的自然属性得到张扬，社会日益世俗化。然而，个人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解体与重建，促使私与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社会日益原子化、沙漠化。人们在呼唤个体权利、价值与尊严的同时，失去了内心的安宁。正如霍布斯所说，“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因此，英国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解放了个人，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也放逐了个人，使人迷失了精神家园，陷入了西西弗斯困境。重建个人理性，进而重建公共理性的历史任务，显得日益迫切。这种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成为莎士比亚戏剧关注的焦点。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莎士比亚来自较为偏远的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镇，毕业于文法学校，从未上过大学，因而不断受到来自牛津和剑桥的“大学才子”派的嘲讽和排挤。幸运的是，莎士比亚不但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具备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力。他的戏剧不仅体现了对国家和平、繁荣、统一、强盛的赞颂和渴望，而且还体现了对世俗世界的反思和批判、对个体命运无常的绝望和抗争，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哈姆雷特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正是莎士比亚时代的鲜明写照。
    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固执的偏见和文人的酸腐味，立体、鲜活地刻画了芸芸众生混迹权势界和名利场的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弱点，因而受到社会各阶层喜爱。他被同时代人称为“时代之魂”“菊坛奇迹”，身后风靡欧洲，享誉世界。后来有一些人对他身世的怀疑，只不过反映了他们对贵族自我优越感的迷信，也折射出其对普通民众的偏见，他们不相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能撰写出那样的不朽杰作。事实上，莎士比亚时代正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一个走向资本主义的时代，一个开创世界历史的时代。从这个意义来讲，莎士比亚不但属于他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所有时代；不但属于英国，而且属于世界。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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