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以董仲舒公羊学所阐释的孔子《春秋》经说作为自己“一家之言”的灵魂。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不是缀合此前所有文化学术观点的“百衲衣”，不是汗漫无所归属的大拼盘大杂烩。《太史公自序》征引公羊大师董仲舒之语，于六经之中特别强调《春秋》，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即是以公羊《春秋》为自己学术思想的大宗。他以公羊学所肯定的三统循环五德终始说作为《史记》全书的历史哲学，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变化的枢纽，以承敝易变、受命改制作为帝王政治的要点，在这个大前提下，再将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的学说融入其中。这样就做到了博大而不失其要领，广泛而有主宗。扬雄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太史公“不杂”，就是指太史公的“一家之言”有自己的灵魂和主脑。
    五是适当地根据己意对此前文化学说加以取舍。由于司马迁是寓创新于批判、扬弃、吸取、整合之中，因此他在吸取前人文化学术观点时必须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主体精神。面对前人留下的如此丰富的学术遗产，吸取什么，扬弃什么，他都经过深入的理性思考与选择。《史记》学术观虽以董氏公羊学为灵魂，但对董氏公羊学将天人感应一一具体落实使人“拘而多忌”的做法并不苟同；董仲舒特别强调尊君抑臣，司马迁虽然也讲君臣大义，但他由于受战国士林影响而时时高扬士林阶层从道不从君的不屈人格；董仲舒重义轻利，而司马迁则义利并重不主一端。于《周易》不采用神农、伏羲之说，对驺衍学说，不取他的大九洲说和推理出来的天地未生之说。对法家，则去其刻薄寡恩的成份。诸如此类在《史记》中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六是适当地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读者至此可能会发出疑问：偌大的一部文化巨著《史记》，难道就全是整合前人的东西，而没有一点司马迁本人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有！例如《封禅书》主张维护向天帝汇报受命成功的封禅本义，反对将封禅与追求长生升仙混合在一起，这就是司马迁本人的思想。《游侠列传》肯定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品质，也纯粹是司马迁本人的学术观点，而这个观点与专制政权意志是相违背的。《货殖列传》提出“素封”概念，认为“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这也是司马迁第一次提出来的。在《滑稽列传》中，他认为滑稽可以通大道，歌颂滑稽人物“奇伟”，这是殊途同归思想的创造性的运用。按照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天下是以华夏为中心而夷归于夏，这个由夷夏构成的天下在理论上是没有疆域界限的。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其中表露出中国不应该不顾国力无限征服异族的思想倾向，其后杜钦、扬雄、班固等人也认为攘夷应该讲究“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像西域这样的绝域“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可惜的是这个讨论在后代没有坚持下去。还有，他用经学模式来批评楚辞和汉赋，从而形成由《诗》而《骚》、由《骚》而赋的文学发展观，这也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的一大建树。像这样的学术创见在《史记》中还有一些，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总之，《史记》的“一家之言”就是在整合经学和诸子学之中筑起自己的审视历史，指导现实、预见未来的文化学术大厦，为构建这个大厦司马迁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寄寓了全部的人生期望。
    我们说司马迁本人的学术观是《史记》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终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将自己的“一家之言”视为中国文化学术的最高理论形态，从《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所反复表述的“述往事，思来者”来看，《史记》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形态。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决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学术的终结，历史还会向前延伸，文化学术也会继续发展，司马迁对未来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充满了深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