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初期美国举棋不定的“中立”政策(2)
二、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踌躇不前的态度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驻美外交官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报了事件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向双方都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与世界进步事业将是一个沉重打击。”[11](P2)中国政府试探美国能否出面调解。美国国务院表示,现今美国“以调处者的身份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早,都是不明智的。”美国对远东的敌对行动“极不赞成”,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12](P44)7月13日,英国提出由英、美、法三国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美国答复说,它已经对中、日两国使节强调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性,英、美两国可以通过“平行的但各自独立的”做法保持合作。7月16日,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希望《九国公约》缔约国采取行动,制止中日战争扩大。同日,赫尔发表声明说:“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严重的战争行动,都不能不这样或那样地影响我国的利益、权利或义务。”声明表示美国一贯主张维护和平,不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信守国际协议,通过谈判调整国际关系中的有关问题,等等。声明最后说:“我们认识到维持足以保卫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并愿意按照其他国家增加或裁减军队的比例来增减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不结盟,也不为结盟义务所束缚。”[11](P3~4)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随即在第二天声称,赫尔“发表了一篇极好的公开声明。声明完全不偏不倚;它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不可侵犯性、修改条约应按正当手续、应尊重国际法,还申述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及裁军、与各国合作而又不卷入同盟关系等方针。不论有裨于时局与否,发表这种声明,远比直接抗议为佳。抗议不仅无益,且有激起愤懑情绪之害。”[13](P215)格鲁为自己的上司涂脂抹粉的这番话与他的本来意图适得其反,充分暴露了赫尔的声明侈谈世界和平与国际关系准则,却罔顾美国在《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中承担的国际义务,只关心美国的在华利益而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美国将赫尔的声明分送《非战公约》的62个签字国政府并要求答复。对于这样一个不分是非、不疼不痒的声明,除了葡萄牙之外,包括日本及其法西斯伙伴德、意在内的60个国家都立即表示赞同。[8](P210) 8月13日,日本将战火扩大到上海。同日赫尔在华盛顿会见日本驻美大使时特别强调说:“如果在上海发生武装冲突,中日双方都应同样对全世界各国承担责任”。[14](P100)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并呼吁各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15](P11~14)中国政府希望英、美、法、德、意五国联合调停中日战争。美国无意同欧洲国家一起进行集体干预。副国务卿韦尔斯甚至表示,美国“很不愿意在远东同所有欧洲国家搅在一起”。[16](P22) 上海发生战事后,美国国会中的孤立派议员要求从上海撤回包括平民和军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国务院则认为,应该向中国增兵,以保护美国侨民安全和在华利益。罗斯福总统批准了国务院的建议。8月1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向上海增派12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并已向国会请求拨款50万美元作为紧急救济及撤离人员之用。[14](P101~105)8月21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多诺万下令禁止6名美国飞行员和机械师(其中2人是蒋介石的专机飞行员和机械师)由香港前往中国,以免“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被迫地或自愿地服务于”中国空军。[17](P267)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赫尔报告说,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对他抱怨此事。宋美龄指出:“当德国和意大利的顾问仍在平静地继续其工作时,不让中国获得这种援助是‘非中立’的,它使中国无法得到训练驾驶美国飞机的飞机人员所必需的教练,而这些美国飞机占中国空军飞机数目的90%。”并表示“我希望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将真正地中立,不要在中国为她的生存而战斗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17](P269)8月23日,赫尔再次发表声明,表示“我们不想评判争端的是非。我们呼吁各方不要诉诸战争。”“当前的远东争端一开始,我们就努力劝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双方,重要的是避免军事行动,维护和平。”“我国政府极为焦虑地注视着远东局势的各个方面,注意保卫我国侨民的生命和福利”。[11](P15)8月27日,格鲁在给赫尔的密电中建议,“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觉得美国的基本目标应该是:(1)避免介入;(2)竭力保卫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3)在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我们与交战双方的传统和友谊。”[11](P19)赫尔于9月2日复电表示同意格鲁的意见,并说“我们不想伤害中国或日本,我们希望做双方的好邻居。”[19](P20) 8月中旬,赫尔就是否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征询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意见。詹森认为,美国如实施中立法,便将成为“第一个正式切断对中国的实际援助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和新闻界对此将会表示强烈的遗憾和不满。9月10日,中国大使王正廷在与赫尔谈话时指出,中国正在为生存而战,也在为门户开放而战;中国只要继续从外国得到军事装备,就能胜利地抵抗日本。[12](P177)于是美国国务院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实施中立法。但孤立派议员认为,如果不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美国就会被拖入战争之中。在坚决主张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的孤立派议员的强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于9月14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拥有的商船今后不准向中国或日本运输总统1937年5月1日公告中所列武器、弹药或战争工具”,“悬挂美国国旗的其它商船企图向中国或日本运输任何上列物品,概由自己负责”。[18](P145)根据罗斯福的这一声明,中国政府在美国购买并已经在西海岸装船待运的19架飞机不得不卸货。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海军省遂于8月20日宣布封锁中国海岸,阻止一切战略物资进入中国。因此,罗斯福9月14日的声明,必然使正在艰苦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的处境更加困难。罗斯福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发表声明4天之后(9月18日)即对王正廷大使表示,这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在美日之间引起战争而“不能不采取的折衷办法”。“美方引用中立法令为政府所不愿,现在中国仍可在美采购军需”。并“暗示中国似可先将军火运往香港、安南等处”。日军如有留难,美国政府“当尽力保护”。[19](P409) 美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也向中国提供了一些财政支持。“七·七”事变次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订《白银黄金互换协定》。1937年底,美国又应中国的请求,从中国购入5000万盎斯白银。中国抗战第一年,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达31200万盎斯,总值13800万美元。美国还取消了原订购银贷款只能作为稳定法币的基金,不得用于购买军火的限制。[20](P709)其中实际用于采购军火的款项为4800万美元。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财政支持也可以视为一种间接援助,但是这种援助的数量在抗战初期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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