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表达和传播方式的话语权
    第一，研究框架。除俄罗斯、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国几乎没有与我国相对应的研究机构、刊物和队伍。因此，要求中外双方使用统一的研究框架也不切合实际。目前，国内学者采取的是中式研究框架，部分对应西方的研究内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等著作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样的思路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第二，研究范式和表述方式。搞好新时期中国史研究的前提，是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期的新特点，善于从以往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推陈出新。我们强调坚持中方研究的框架，是坚持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立场和原则；而用一些西方人可以理解的范式，想解决的是对外宣传中的研究手段和表述方式的问题。比如，外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成功在国外发行40万册，被外国读者视为了解中国很好的工具书。认为书尾有“索引”，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是很好的范例。最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中英文版的《小康之路》、《中国的走向》、《中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第三，国内学术成果的外推。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加大推出外文版中国学术著作、论文的速度和数量，包括领袖人物的文选、中国官方政府政策性文件选编、著名学者著作等。现在，大数据、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效果是客观存在的，既是历史的进步，也确实存在快速传播负能量的效果。因此，不仅应该增加专家学者的解读和中外学者的正面交锋，更应该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多发表中方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人民为什么敬仰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国梦”报以极大的拥护、为什么对马克思和列宁怀有深深的敬意、建设国家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等问题，也需要用有说服力的文章加以正面引导。
    第四，海外中国史的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冷战时期海外中国学者以往的研究成果做出整理，对搞好今天的中国史研究有特殊意义。分析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那一代学者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成果，比较与今天史料来源相对充足、学术交流相对便利情况下研究结论的变化，涉及许多意识形态敏感问题。包括如何看新中国史学的问题、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主线问题的分析标准等，都值得认真分析。比如，费正清、费维恺是冷战时期美国官方史学的代表人物，颇具国际学界影响力，他们著作等身，也引发过多方面的争议。对于他们在开拓现实中国问题研究方面所做的艰辛努力，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们的研究方法、思路、范式等，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其中突破了我们底线的、带有强烈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偏颇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加以分析，突破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
    重视海外中国史研究话语权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史研究者的责任所在。话语权问题，是需要有实力、有队伍、有平台为依托的研究工作。要有一支反应快、能战斗、有深度、有远见、懂政策的高素质的学者队伍。要有一支政治敏感强、写作速度快、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有较宽阔的政治远见、懂政策的高素质的理论和新闻队伍。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报纸、杂志、图书、学校讲台、研讨会、论坛、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之外，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微信等新兴媒体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话语平台，为话语权的覆盖面提供了十分巨大的空间。因此，加强中国史话语权平台建设，不仅要发挥好传统媒体的作用，同时要瞄准新兴媒体业态的前沿动态，确保我国的话语权平台占领技术和舆论制高点。设计好话语议题，把握好话语导向，贴近话语对象，也都是搞好海外中国史研究话语权的工作范围。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