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世纪》一书，晋·皇甫谧撰，共十卷，叙述自上古至曹魏之间历代帝王事迹。唐代因避李世民讳，改称《帝王代纪》。
    自宋室南迁，该书逐渐亡佚，最晚所见引用该书的，当为南宋·罗泌《路史》并注文〔1〕（成书于公元1170年）。 元·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卷七注文曾引用《帝王世纪》文两条：（1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2）“伯禽以成王元年封”。 今按：其前一条意同于他书所引，而后一条则与《史记·鲁世家》集解引文相同，盖其未见原书，援引自他书。
    自该书成书，至于南宋，其间大致有《史记音义》、《史记集解》、《周易正义》、《补史记三皇本纪》、《史记正义》、《礼记正义》、《初学记》、《艺文类聚》、《大统纪》、《史记索隐》、《毛诗正义》、《尚书正义》、《后汉书》注、《群书治要》、《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外纪》并注、《路史》并注等十数家引之。自元明以来，学者纷纷为其辑佚，主要有陶宗仪、王谟、张澍、臧庸、顾观光、宋翔凤、徐宗元等辑本，其中以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较详备。
    纵观诸书所引《帝王世纪》之文，相互不合之处随处可见。如关于舜在位年数，据《初学记》九、《路史·后记十一》注、《大统纪·序》〔2〕等书所引，舜在位二十年，而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 《资治通鉴外纪》（下简称《外纪》）一下、《路史·后纪十一》注等书所引，舜在位二十二年，其中《路记·后纪十一》注意先后引用二说，令人迷惑不已。又关于周昭王在位年数，《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作“（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外纪》四却引作“（昭年）在位二年”，相差之悬殊，令人咋舌。类似此种一书二说之处不胜枚举，故今撰此文，以图揭开《帝王世纪》一书二说之谜。
    一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按：《外纪》二注引《殷历》以伐纣年岁在甲申，则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是此引《帝王世纪》文之所本。岁在乙酉之年当在公元前1056年或公元前1116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谢元震《西周年代论》〔3〕、李仲操《西周年代》、 刘起釪《古史续辨》等皆以为在公元前1116年。而据笔者考证，当在公元前1056年，详下。
    据《史记·鲁世家》集解引徐广引皇甫谧《帝王世纪》，鲁公在位年数除首代伯禽之年《史记·鲁世家》缺载外，仅献公年数与《史记·鲁世家》异。《鲁世家》以献公在位三十二年，而徐广引《帝王世纪》以献公在位三十六年，较《鲁世家》多四年。据《史记·鲁世家》自第二代鲁公起，至于惠公，总年数为二百七十五年，故《史记·鲁世家》以考公元年在公元前997年，而《帝王世纪》既多四年， 则当在公元前1001年。又《史记·鲁世家》集解引《帝王世纪》：“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帝王世纪》：“（成王）八年，始躬亲王事，以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按《集解》所引“元年”，系指成王亲政元年，当即成王之八年，故易知成王即位元年《帝王世纪》系于公元前1054年，而武王定位元年系在公元前1060年，与公元前1056 年或公元前1116 年均异， 何故？ 按公元前1060年删较元前1056年多年，上此四年恰为献公之年数多《史记·鲁世家》之年数，使我们不能不对《史记集解》引徐广引《帝王世纪》之说产生怀疑。《史记集解》为刘宋·裴骃著，而裴氏距《帝王世纪》成书未远，又亲自读过它，并于文中时常引用，又何必转引徐广《史记音义》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之说呢？是裴氏所见《帝王世纪》之文与徐广所见不同，而裴氏之书“注异不注同”，其所见《帝王世纪》之文”必与《史记·鲁世家》同。若此，献公在位年数亦应据裴氏所见之书，为三十二年。由此则知武王定位元年乙酉当即公元前1056年，而非公元前1116年。
    而徐广所引之说何故？按：《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自克殷至秦灭周之岁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按：秦灭周在公元前256年，故克殷之年当在公元前1122年，与上述公元前1056 年之说异。徐广所引之说当即在此说之下的鲁献公在位年数。而《集解》前引“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与此引非，何故？按：前引是裴氏所见之书，后引为徐广所见之书。盖《集解》引徐广之文，后世传抄脱落之故。
    由此可见，武王克殷之年， 《帝王世纪》本有二说， 一为公元前1056年，一为公元前1122年。前说本自《殷历》、《史记·鲁世家》，后说本自《三统历·世经》〔4〕两说各自均有各自的纪年系统。 今以公元前1056年克殷之说为说法一，记作Ⅰ；以公元前1122年克殷之说为说法二，记作Ⅱ。据笔者所考，引用Ⅰ的纪年系统的书籍，主要有《史记集解》、《周易正义》、《群书治要》、《外记》并注；引用Ⅱ的纪年系统的书籍，主要有《史记音义》、《初学记》、《艺文类聚》、《补史记三皇本纪》、《大统纪》、《太平御览》等。而《路史》并注，Ⅰ、Ⅱ之说并引，知至南宋之时该书已亡佚大半，Ⅰ、Ⅱ之说已被混编在一起。
    《帝王世纪》既有Ⅰ、Ⅱ两套纪年系统，而南宋以前学者既见原书，但又未曾言及两套纪年系统，各持一说而证引，由此可知Ⅰ、Ⅱ两套纪年系统不是著录在同一本书中，而有以各自纪年系统叙事的两部《帝王世纪》。不然，则古人引之时必将二说同时引录，而观诸书引文，凡叙事各依各自纪年系统，皆为正文而非旁注异说。知《帝王世纪》本来为两部，各依Ⅰ、Ⅱ系统纪年，而每部之中，并无异说。观诸书所引，引文中的矛盾实是两部书的矛盾，而非同一书中的自相矛盾。于是《帝王世纪》之书一书二说千古之谜由此而释。本文将依此析分诸书引文的所归属Ⅰ、Ⅱ两书问题及在Ⅰ、Ⅱ两纪年系统下帝王在位年数问题。
    由周王在位年数，可知《太平御览》与《外纪》、《史记集解》引文分别归属二书。《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文：“（武王）四年起师至鲔水，甲子至于商效牧野……十年冬，王崩于镐”，则武王自四年定位至十年崩凡七年，而据上文所引《史记·周本纪》集解则在位六年。由前文知《史记》集解所引为Ⅰ书，故《太平御览》所引为Ⅱ书，武王之年数Ⅱ书较Ⅰ书多一年。《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文：“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没水而崩。”，是Ⅱ书以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外纪》四引文：“（昭王）在位二年”，是《外纪》与《太平御览》引文归属两个纪年系统，《外纪》当引Ⅰ书之说，故昭王之年，Ⅱ书较Ⅰ书多四十九年。《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Ⅱ文：“（恭）王在位二十年崩”，《外纪》四引Ⅰ文：“（恭王）在位二十五年，”故恭王之年，Ⅰ书较Ⅱ书多五年。综合武、昭、恭三王，Ⅱ书之说多Ⅰ书四十五年。而Ⅱ书以武王克殷在公元前1122年较Ⅰ书公元前1056年实多六十六年。余二十一年，Ⅱ书多Ⅰ书皆在孝、夷、厉三世。由于引文不足，故孝、夷、厉三世各自年数差异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