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黄河下游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尤其是自公元1153年（金贞元年）定都北京后，历元明清三代直至民国初期1927年的800余年间，更成为我国的腹心地区，对于整个中华疆土的统一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及中华文化圈的构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纵观京津冀800余年的兴衰荣枯轨迹，其城市化速度，应当说，北洋新政时期及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内的北洋军阀时期最为迅速。这一时期，一方面是政治的黑暗和民族危机的加重，而在经济上，以京津冀为重心的华北和环渤海圈市场，真正成了世界市场的一环，由此引起的近代交通、能源、电讯、工业革命真正展开，机器大工业在一批重要部门取代手工业并且形成支柱产业，以新式融资机构银行证券、保险、新式集股有限责任公司、新式大型综合百货零售业为重要标志的商业革命广泛展开，农产品商品率明显上升，市场规模扩大。不但京津两大城市近代化步伐大大加速，而且在直隶省这一空间范围内，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初步构建起以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以口岸城市天津为北方金融商贸中心，环绕京津，形成由保定、唐山、秦皇岛、沧州、承德、张家口、石家庄、邯郸、邢台等中等城市和高阳、辛集、胜芳、泊头、祁州等一大批小城市以及独流、芦台、河头、稻地镇等一大批商业集镇组成的，梯次分明、商务联系密切的城市网络体系。如果不是军阀战争严重摧残，其繁盛景象会紧步江南市镇之后，逐步形成北方第一城市群。
    那么，京津冀城市群在华北近代史上这一不长的繁盛期具体状况如何？内外促动因素何者居首？它给予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打破环渤海经济圈十年徘徊局面有何历史启示？下面就这些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教于学界诸贤。
    一
    我们首先来考察清末民初大约30年间京津冀城市网的构成状况与运作态势。
    （一）天津开埠，京津冀城市网络格局迅速演变。在明清两代的传统农业封建宗法社会时期，京津冀城市网是以京师为中心的单功能服务体系，即京师为法定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国的政治心脏和神经中枢。它通过陆上东、西、南、北四大驿路通道和海上南北洋航线，内河的京杭大运河航线及覆盖直豫两省的海河水系航线，构成了京师直达边陲要隘的军政民情信息传递网络。京师周边的城市保定、天津、山海关、承德、宣化及张家口等城市，其首位功能即是京师的军事防卫地和行政管理职能。其商品流通与交换功能，开始仅是满足驻军及其家属的日用所需。同时保定又长期是直隶总督驻地和京师的文化分中心，承德是京师的政治分中心，天津则还是京师一带每年400～700万石漕粮及京师、直、豫180余府厅州县数十万引长芦盐的供应地。由此牵动闽粤宁绍徽晋豫鲁各大商帮向京师及天津集结。京津两地陆续建造了60余家商帮会馆，形成以京师为金融、商业中心的内贸市场，而天津的金融商业亦日渐占有重要地位。长芦盐商、海运贸易商及粮商，成为京津一带最大的私人财富拥有者。
    1861年天津被迫开埠后，经过半个世纪内外贸易互动和中外市场的被迫对接，尤其是李鸿章、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后，天津成为指导全国的北方洋务重心和清末慈禧新政的示范地，汇集了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和洋务新政人才，如盛宣怀、唐廷枢、周馥、李兴锐、朱其昂、杨宗濂、周学熙、严修、孙多森等和一批留学人才都聚集到这里。同时，一批以机器为动力的军事、民用的洋务新政企业在津京冀兴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新式邮政、长途电话局，最后是京奉、津浦、京绥三大铁路的兴建，这些当时最便捷的商流、物流、客流和信息流的传递网络，最早地把京津沪三大城市同西北内陆联结在一起，同最早开埠的广州相配合，就构成了牵动南北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龙头。京津冀城市网络格局发生了以津京冀为序的新的调度。
    （二）天津成为华北贸易货栈，京冀则成为天津口岸第一位的洋货销售市场和土产货源供给地。请见下表[①]：
    由上表可见，天津口岸在华北六港进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比重，均在55.50%～67.97%之间，典型年份的平均值亦在60.36%以上。
    同时，各种可信的记载显示，京冀为天津口岸居于首位的洋土货输出入最大市场和货源基地。见下表各年销售洋货数字[②]：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02～1928年的26年间，直隶省在华北、西北各省销售天津口岸进口洋货数量不仅位居第一，且往往超过各省销量之总和。
    （三）直隶中等城市的崛起和成批小城镇的勃兴。如前所述，在明清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天津作为京师的第一辅助城市，就已经形成以保证京师粮食、宫廷消费品及建筑材料、军民用各类商货，尤其是长芦盐的河海水运体系。由于水运价格仅为陆运价格的1／6～1／7，所以水运在长时期里始终占据各类运输工具的首位。即使在天津开埠以后，铁路开通并构成庞大路网、形成强大运力的半个世纪中，帆船水运仍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由海河、蓟运河水系所覆盖的京津直豫184府厅州县的芦盐运销网，就成了开埠后洋货疏销和土产品出口的集散网络。这些网络上的各个结点，就形成了新的商业城镇，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当沟通天津的6大铁路干线--京奉（1881～1911年）、京汉（1898～1906年）全长1214公里；津浦（1901～1911）全长1009公里；胶济（1901～1904），全长394公里；正太（1904～1907）全长243公里；京绥及京包（1909～1923）全长818公里。铁路这种大型、快捷、安全的运输工具，大大缩短了陆上距离，增加了商品的可及性与鲜活度，使大批量僻远的废弃物资成为有价值的商品。如天津海关一位税务司所说，铁路每向前伸展一寸，都使天津的商业势力向前伸展一步。在这些铁路与水运的交汇点，其城市化的步伐就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跨进。这样，原来一些功能单一的中等城市增加了活力，而成批的鲜为人知的小集镇、甚至小小自然村，亦成为生机勃勃的商业城镇乃至令人刮目而视的中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