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洋实业的主持者周学熙对京津冀城市化的推动。周学熙（1866-1947）字辑之，号定吾，晚年号止庵，祖籍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为周馥子。他对于近代中国实业发展和京津冀城市化的重要贡献，除了史书久已明载的在天津、北京、唐山、秦皇岛、青岛和河南卫辉建立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及天津、青岛、卫辉华新纱厂、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及中国实业银行外，还作了三件事应特别提出：
    第一，主持直隶工艺总局。在直隶各州县设立工艺局49处，传习工厂34处。这些工艺局和传习工厂后来尽管因政局变动，大多数陷于停顿或歇业，但对于普及实业意识、开通风气，起了示范作用。
    第二，主持直隶全省各地土产及运销状况与价格的全面调查，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直隶省情普查。并编写了《直隶工艺总局调查直省各地土产记略目录》（第一册）。这一文献就是以今天的观点来考察，仍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第三，在振兴实业的同时，注重实业教育。1903年，周学熙曾受袁世凯的委派赴日本考察工商业。中日两国国情的鲜明对比，给他很深的触动和教育，为他树立“工学并举”的实业教育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实业教育活动实践中，他始终以世界各国实业教育发展的潮流为自己事业的基轴和准绳，以强盛自己的国家。他的名言是：“工学并举”，“工厂之设与工艺学堂联为一气”。他曾指出：“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须通于各种科学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此泰西富强各国之公例也。”[（23）]他兴办的实习工场即开了天津校办工厂的先河，而他兴办的图算学堂则开创了工厂办学校的先河。真正做到在生产与教学的过程中，既出产品，又出人才。在1903～1907年间，周学熙兴办的8所学校和工场，培养的各科毕业生共达2000余名。为京津冀和北方第一次实业潮的到来，输送了大批人才。当时来天津请调工徒匠目者，即有东三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各官立工场。[（24）]反映了这位爱国实业家的实际贡献。
    （四）近代中国工商企业家的崛起与商会的建立。这是京津冀城市网络各城市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又一重要因素。京津沪穗汉宁渝与苏州等八大商会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和城市近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已为世人所公认。那么直隶各州县商会的功能状况又如何？在近年来出版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1912～1928）和（1928～1937）即清末、北洋、前国民党时期等各辑750余万字的翔实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设立的50余处商务分会中，以直隶高阳、胜芳、磁州、正定、顺德、泊镇等处为代表，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活动。主要是：
    第一，调控银钱比价，平息金融波动；
    第二，制订合理价格，缓解粮价波动；
    第三，调节商务纠纷，维持市场秩序；
    第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进高阳、饶阳等地土布质量。
    第五，设立工艺传习所和考工厂，考评检验土布磁器等产品质量，以广销路。
    第六，争取土布等免税，以轻负担、提高对洋货的竞争力。
    第七，举办初、中等商业学堂，以先进业务知识，造就新型商业人才，尤以高阳成效最著。
    第八，设立阅报室和讲演会，开通风气。
    这些活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本世纪初的实业家有此眼光和见识，并付诸行动，是十分可敬的。而我们今天的社会进步是同先人们的札实努力分不开的。
    商会是近代中国工商企业家的团体，这一组织的诞生，是近代中国资本家阶级成熟的标志。京津冀商会组织网的发展与健全，更进一步密切了京津冀城市网的联系度。
    三
    上述京津冀城市网络发展演进的状况及其内外因素的剖析，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一）京津冀共生于一个生存空间，应该更进一步地密切携手，彼此发挥各自优势，并为对方发挥优势创造条件。
    （二）“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清末民初30余年的历史充分表明，京津冀是密切联系、协调发展的，在我们迎接21世纪的奋斗中，应该更加协调，把京津冀城市网络建设成同江南地区城镇媲美的城市网。
    （三）建议国务院成立京津冀联合发展领导小组，共同协调、调动三方优势，加快共同发展。清末民初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在行政建制上同属直隶总督管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值得注意。（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