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保定，据1905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调查[③]，货物从内地运到天津来的：从山海关方面，占2成；从北京、保定方面，占8成。货物从天津向内地疏销的：向山海关方面，占3.5成；向北京、保定方面，占6.5成。据天津商会档案记载，天津保定间自保定直接运达天津的棉花、杂粮等各类商货每年即在100万担以上。由于“京--津--保”这个“金三角”的密切往来，很长时间保定并未如有的同志所说，出现了萧条，真正的萧条期是更晚的事。
    迅速崛起并跨入中等城市行列的当属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张家口及焕发青春的古城邯郸、宣化，临近省区崛起的城市当属归绥、包头以及山东德州。这些中等城市的崛起往往成为天津与内陆腹地集镇初级市场间的二级市场。
    通过口岸城市天津及分布于京津保及张家口、山海关等城市的外国洋行，就把京津冀城市网同世界城市网络联结在一起。而且从1905年开始，天津口岸同英美德日等国的直接贸易量已超过从上海转口的贸易量。1912年以后，天津的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纳税金额等项指标已成为位居上海后的第二商埠。京津冀城市网的大体状况如下表[④]：
    由上表我们对于京津冀城市网的概貌可有一个粗浅的了解。但由于统计资料极其匮乏，笔者力图突破描绘性的窠臼，也很难如愿。
    关于直隶全省小城镇勃兴的情况，我们根据慈鸿飞的研究，编制了下表[⑥]。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直隶全省镇集发展状况表
    上表显示19世纪下半叶，本省平均每县拥有镇集仅15.26个，而到1933～1934年间拥有的镇集数则增加了8个，达23.6个。另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的记载，1907年10月～1909年8月间，天津商务总会曾协同直隶各州县商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省度量衡情况调查，其中的4府3州、49县、132镇、152个集市载有详细的该地度量衡状况资料，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直隶省镇集的概貌。我们还可从这些翔实记载看出，以土布著称的高阳、以瓷器著称的磁州彭城镇、以皮毛著称的辛集镇、以猪鬃加工著称的河头镇、以酒醋加工著称的独流镇、芦台镇，都是名闻中外的商业市镇。下面，我们通过1910年交河县泊头镇输出入品的调查，更可窥见一个地方小镇同津京冀城市网及世界市场商务联系状况的一斑。该调查表显示，交河县出产的名品梨、花生均行销天津，豆油则行销天津、北京、胜芳，带子和土织布行销山西、东三省，五谷杂粮行销天津及运河一带。泊镇梨的运津量每年达40～50万斤。
    至于各国洋货的销售情况，则见下表[⑦]：
    河间府交河县泊镇输入品调查一览表
    由上表我们即可以推知直隶全省数以百计的市镇及集市，通过铁路与水路运输同口岸城市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结起来，并且通过输出入品截然不同的商品构成，反映了市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所谓京津冀城市网络的主导方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个网络形成与演变的内外动因，我们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二
    下面，我们即来考察京津冀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网络密切度进一步提高的根本动因。
    众所周知，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渡的共同规律。
    何谓城市化？所谓城市化，是指城乡间从对立到统一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它是把城市人口因自然增长和移民增加而引起的人口集聚过程、新城市的产生过程、城乡地理界限空间调整过程等三个社会历史过程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演进现象。在近代中国，城市化总是与城市近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又说：“它们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⑧]我们以此观点来观察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网同世界市场的日益紧密的联系，观察邢台和交河县的泊镇洋土洋货输出入同津京及世界市场往来状况，就更加一清二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⑩]这正是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网络体系各城市联系密切度大大提高，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大大加快的根本动力所在。具体说来就是：
    （一）历史的灾难及其补偿--北京使馆区和天津租界地推动京津城市近代化。在1860～1900年的60年间，京津冀地区--即通常所说的畿辅地区，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反差最大的地区。曾几何时，地中之国天朝的门户天津同其内庭北京，继1860（咸丰十年）之后第二次沦陷，在天津设立了“都统衙门”达2年之久，北京设立了“联军管理北京委员会”亦达半年余。至1901年9月签订直接涉及京津命运的第三个条约--《辛丑条约》，这一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大赔款和京津入海通道的长期驻军，而且在清以来只准旗人居住的内城东交民巷，堂而皇之地设立了代表中央政府的驻华机构--使馆区；天津则出现了超过传统天津中国城达7倍的九国租界地（后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屹立”于神圣天朝畿辅地区的两块“国中之国”，无疑是殖民者血腥征服和民族屈辱的表证。但恰如恩格斯所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1）]正是“国中之国”的北京使馆区，才真正开始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北京城，使之同当时快速发展的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各国使馆还把西方各国建筑风格的洋式楼房、柏油路等现代城市设施带到了北京，从而带动了北京城市建筑和城市公用设施的近代化。尤其是火车和电车，终于穿透了厚厚的宫墙，改变了整个城市的道路走向。民国后宫禁的开放，新式电报、电话和新式邮政，把北京同外部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且，到1936年有多达1276户、4081名外侨生活在北京，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对北京市民有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