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京是政治城市，如果说北京外国使馆区还同北京市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保持较大的距离。而且整个使馆区的占地面积仅为整个城市建成区面积的1%[（12）]、整个城市成为我国近代最大铁路枢纽等都是由历届北京市政府完成的。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还同北京市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还保持着较大的距离，而天津如英人雷穆森所说，作为商业城市的天津[（13）]，沿海河两岸自上而下有序排列，为老城区7倍的八国租界地就不仅是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大。在城市总体上是华洋两界、两种政权的城市管理者的管理之下，租界区的状况和面貌如何，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天津城市的总体面貌和功能。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海河两岸八国租界，首先使天津成为沟通内陆腹地并连接世界各国的国际港口。海河自三岔河口不远的日奥租界起至绵延10余公里的德、比租界止，各国首先陆续建造了可以装卸3000吨级轮船的现代化码头，并建立了统一疏浚河道的海河工程局，长期保持了海河港的通航状况，使直接进入海河的轮船达1500艘左右。各类杂货达100-200余万吨，每年进入该境的华洋人口也多达5～13万人之间。[（14）]
    第二，沿海河左岸，形成了英租界中街的天津银行街。据李洛之、聂汤谷先生的统计，在这里集结的外国总分银行达21家，华资银行也在这一带开业。据统计，华资总分银行数多达103家。还有大批钱庄银号亦在这一带立足，从而使天津真正成为北方融资和结算中心之一，位居上海之后的第二金融中心。
    第三，围绕内外贸易的仓储、报关、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和大型百货零售业比肩而立。使天津成为沟通腹地和国际市场的商贸中心。至1926年，聚集的外国洋行、商社有960家，外侨13812人；10年后的1936年，外国洋行社更增至2686家，[（15）]外侨6622户，19786名[（16）]。
    第四，租界地--人口和资金的首位集结地。天津租界的大面积开发，使位居京师海通道咽喉的天津，吸引了大量华洋人口向这里集结。从清末至40年代中期，法租界人口平均增长8.74%，英租界增长7.89%，华界增长也达4%[（17）]。而且这种聚集一直以“华洋杂处”的模式进行。据1936年天津市公安局统计，该年居住于华界的日、德、美三国为主的外侨即达829户，3069人[（18）]，而1906～1927年租界地华洋人口比例则维持在10：1左右[（19）]。
    聚集人口的来源，居首位的即是直隶各州县人口。这一点，京津两市完全相同。据《北平市统计览要》的数据，1936年1533083名人口中，北京籍的为651021人，而河北籍人口则达616114人；据1946年天津人口籍贯统计计算，该年河北各州县人口达66.3万人，而天津本籍只有65万[（20）]。人总是由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京津冀人口的移动与组合，京津两市冀州商帮的崛起，北京冀州商帮向天津的移动，都使京津冀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共同推动京津冀城市化进程的合力。
    至于资金和社会财富的集中，则是由于进入民国以后，成批的前清遗老遗少，包括溥仪、载振和成批的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等麇集于天津租界。北洋政府的5位大总统、9位国务总理、22位各部总长、24位各省督军巡阅使，均携巨资、建豪华巨宅于各国租界。这些巨额资金一部用之于挥霍，也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民族工业、银行典当、银号和房地产业，造成了租界的畸形繁荣。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并称的北四行，主要资金均来自于这些人物。这种通过野蛮、血腥的原始积累手段积累的资金，对京津冀城市网络的发展和近代化，也起了一定作用。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天津租界在充当各种罪恶渊薮的同时，也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传播的中心。
    为殖民主义侵略服务的英法美各国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办了一批教会学校。据初步统计，1860～1900年间共办了8所；庚子事变后，各国列强为推行“以华治华”的总方针，尤其重视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精神培养造就未来中国的领袖人物。所办学校更加系列化与规模化。基督教系统创办的究真中学，1902年创办的新学书院，还有汇文中学和1900年创办的中西女学，都是很有特色的学校。这些学校已侧重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而较少宗教色彩。尤其是天主教系统，于1901～1923年间，在天津共设立中小学9所，天津工商大学1所，成效也颇明显。
    办报纸，更是当时最广泛的一种传媒手段。1886年创办的《中国时报》，是天津的第一家外文报纸。而著名的《京津泰晤士报》则创刊于1894年，1918年由英籍华人主编熊少豪接办，改为汉文版后，读者面更加扩大。
    著名报人英敛之为基督教徒，他于1902年创办了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公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社会变迁的一份重要实录。
    进入民国后的1915年，则有《益世报》出世，也是天津和全国一份很有地位的报纸。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京津两地互相配合，使京津冀城市网在华北近代化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危亡”与“灭亡”论的契合。慈禧～北洋”新政的实施。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在探讨中国的智慧被束缚的原因时曾指出：“当动物的处境对目前的生存是‘够好’的时候，它是不需要改变的。在这件事上，人也还是动物。”又说：“19世纪以前的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能引起中国人头脑中对于他们自己的文明一般优越于世界其他各处的文明发生过任何疑问。因此，显然也没有任何改变的理由。”[（21）]尽管晚清的内忧外患已使当时思想界、政界和社会下层，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出现了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洋务领袖和一批洋务思想家，然而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决策层的思想主流，仍被抱残守缺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把持。但是，改变整个东亚格局的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迫使近代思想界的先驱们同光绪帝代表的一部分政界人物结合，发动了震动中外朝野的“戊戌变法”运动。这一运动设计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方案，尤其是高高举起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天演大旗，第一次使国人感受到自己民族有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这是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对于我们民族作出的最大贡献。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给予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致命打击，使慈禧在内冥顽不化的掌国者感到末日来临，必须改弦易辙，以求苟延时日。于是社会先驱者的“危亡论”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灭亡论”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契合了。慈禧和袁世凯这两个戊戌维新运动的直接绞杀者，却在维新志士的血迹未干，义和团烈士的血泊中，全盘不动地抬出了“戊戌变法”方案并付诸实施。曾任天津、顺德等地知府的李映庚在序《北洋公牍类纂》时开头便指出：“光绪辛丑冬，乘舆旋轸扫尘雾以复光华，中外臣庶受切身之创，念来日之艰，知向者抱常守故之足以受侮而自覆也。始皇皇焉议维新。”[（22）]这应当是当时包括慈禧、袁世凯在内一些人的心态。于是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心地北京实施慈禧新政。在直隶则以津保唐山为重点，实施“北洋新政”。而北洋新政在直隶省之所以获得明显成功，即在于任用了后来的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和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林墨青等人。抓住推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实业、商务和教育，这也正是促进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