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不仅有历史鉴戒的功能，还有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的功用。这一功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表现：一是阅读历史典籍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二是在历史撰述中通过实录直书的方式培养人们的自律意识，三是以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谓“前言往行”，本意是指前人的嘉言懿行，此处代指历史典籍。这就是说，人们通过阅读历史典籍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这与“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南朝刘宋史家裴松之在给宋文帝的《上三国志注表》中也说：“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裴松之通过逻辑论证的方式，向宋文帝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史学既有历史鉴戒之功，又可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其子裴骃亦是史学大家，著有《史记集解》一书。裴骃在谈到此书的旨趣时，谦虚地说：“妄言末学，芜秽旧史，岂足以关诸‘畜德’”，意思是说自己知识浅薄，所作之书芜秽杂乱，实在难以起到提高道德修养的作用。虽然是谦虚之辞，却也反映了传统史学具有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的功用。事实上，他的这种谦虚，本身就是“史学畜德”的一种表现。
    唐代史家刘知幾则从史学功用的角度说道：“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他看来，对于个人而言，史学是连接现实和历史的媒介，只有阅读历史典籍，才能“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在阅读的过程中“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实现自身修养的提高。
    培养人们的自律意识
    从先秦时期“书法不隐”的直书传统、南北朝时期刘勰的“素心说”，到唐代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再到元代史学家揭傒斯的“心术说”，最后到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史德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家对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视。古代史家之所以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因为史学作品能否起到或者起到多少“畜德”的作用，与史学家有着重要的关联。只有当史学著述者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时，才有可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历史撰述中去，史学作品才有可能具备“畜德”的作用。因此，这一功用的实现，是史家道德修养与历史撰述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录直书这一优良传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汉史家荀悦在说明其作《申鉴》的意义时说：“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君举必记”正是史学实录直书精神的表现。史家通过据实直书，能够让历史人物的形象如实地反映在历史舞台上，无论妍媸黑白，皆无所遁形，所谓“欲显而不得”、“欲隐而名彰”，即是如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历史人物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毕竟“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关系着身后的形象与名声。因此，北魏孝文帝要求史官“直书时事，无讳国恶”，表明他具有强烈的自律意识。宋代史家薛居正进一步说道：“善者既书之，其不善者亦书之，庶使后之君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也”，所言也是史家的实录直书精神，体现的正是自律精神与震慑作用相结合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具有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的作用。要言之，史学在历史撰述过程中，以实录直书的方式来实现其“畜德”功用。
    史学“有益风化”
    伦理道德规范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往往被认为具有“谨名分之辨，黜邪而与正，尊王而贱伯，明义利之分，辨枉直之实”的作用。程颐在评论唐太宗和肃宗时即说：“唐太宗，后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识其恶。至如杀兄取位，若以功业言，不过只做得个功臣，岂可夺元良之位？至如肃宗，即位灵武，分明是篡也。”史学家范祖禹深受程颐影响，他说：“哥舒翰守潼关，王思礼请回兵诛杨国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禄山也。’翰偾军降虏，固无足道。然其言可为后法。（唐）肃宗以皇太子讨贼，至灵武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程颐和范祖禹的这些认识是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角度出发的，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评判人物的唯一标准，现在看来固不可取；但就其合理内核而言，他们是在阐述史学与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对于伦理道德的尊重，洋溢着尊重品德、人格的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是一致的。因此，单从提高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传统史学在历史评论中对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不论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还是“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的自律精神，抑或历史评论中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体现的都是传统史学对于人们道德修养的重视，传统史学也因此被认为“有益风化”。西晋史家陈寿撰《三国志》，时人就评论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这种“有益风化”的作用，不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因此，传统史学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及其“有益风化”的作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历史评论研究”（15CZ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