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战史研究中的失误留下了什么教训
    反思建国后中国农战史研究中的失误，乃至整个历史研究中的失误，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教训之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南，而不是僵化的教条。这个理论的精髓，一是事实求是的态度，二是辩证的思想方法。经典作家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结论，只能看作是一种学术观点，而不应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研究欧洲和我国历史得出的结论，不见得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即使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结论，也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这三位伟人都没有到过中国，不要说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知之甚少，就是对中国的现实了解也不会太多。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有点如同“隔岸观火”怎么能期望“句句是真理”呢？我认为，马克思概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不能算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科学抽象。他概括的古代东方社会的三个特点专制主义、农村公社、公共灌溉工程，除了专制主义外，都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对她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可是，由于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经学笺注传统的国度，“畏圣人之言”成为不少学人遵奉的信条。此种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建国后的思想学术界，形成一种可怕的思维定势。由此，马、恩、列、斯、毛的每一句话都被看成不容怀疑的真理。历史学家的任务仿佛不是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和规律，而只是用史料去证明经典作家每一个具体结论的绝对正确。如此一来，“以论代史”，“强史就我”，“六经注我”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应该承认，直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仍然是其他任何理论和方法所不能取代的。但是，我们对她只能“智信”而不能“迷信”，只能学习掌握和运用她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决不能将她的每一句话都变成束缚自己的教条。
    教训之二：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人也不能改变它的一丝一毫。对历史学家的素质要求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忠于事实的史德却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历史研究的目的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不外乎两条，一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即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考证、分析、比较和综合的研究，弄清历史的真相，不夸大，不缩小，不虚美，不隐恶；二是探索隐藏在事实背后的规律，即进行科学的抽象。历史学家应该牢记，历史事实是一种不容歪曲和篡改的客观实在，它决不是任人随意打扮，右顺百依的女孩子，历史事实无论同什么样的神圣原理和权威相冲突，也不会低下它那高贵的头。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进行科学的抽象。不是实事改变自己屈从于理论，而是理论修正自己以符合事实。
    教训之三：历史研究不能媚俗。尽管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给历史学家以新的启迪，促使他们的历史认识永无止境地深化下去，时代给予他们的恩惠是丰厚的。但是，历史学家却不能以媚俗作为对社会的回报。因为历史研究探索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刻意追求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依傍任何人的真理。它能够为现实社会提供广义的“资鉴”，但却不能也不应该要求它为每一条现实的政治理论，每一条政策作注脚。农战史研究中的“失实”不少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媚俗造成的恶果。例如，当现实社会中因过份强调阶级斗争而人为地提高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时，历史学家对历史上的农民和他们领袖的歌颂也随之升级。当邓小平同志提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的“一国两制”的方案后，有的学者就撰文论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实行过“一国两制”。媚俗之风不止，比附式、影射式地为现实服务的功利倾向得不到纠正，历史研究中严重的“失实”现象还会一再产生出来。显然，历史学家一方面应该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得到启迪，从人体解剖中寻找猴体解剖的钥匙，另一方面，他们更需要虔诚地尊重历史事实，在寂寞中沉潜地思考，努力探索特定社会条件下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才能留下经得史实和时间考验的传世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