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此前的思想史主要包涵在经学史、学案史或学术史之中。比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于近代思想史多有论述，但不以“思想史”命名。比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思想史著作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而比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则是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大北书局1935年）。检视“五四”到1949年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围绕若干重要思想家，如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进行的，尤其是孙中山的思想颇为当时学者所关注。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近思想史研究还比较分散，研究范围也较为狭窄，缺乏系统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代思想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了一些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影响的著作，如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赵靖、易梦虹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64年、1966年）等。但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著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习惯于以阶级或派别划线，将思想家区分为进步或反动，并以此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于思想家自身思想的来源、内容和价值等重视不够。“文革”期间，和其他学科一样，思想史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需要提出的是，与内地的状况相反，此期海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则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成果都未能得到及时的引进和介绍。
    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真正繁荣，是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而逐步实现的。首先受到关注的，是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不少，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桑咸之、林翘翘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陈旭麓的《五四以来的政派与思想》，高军、王桧林、杨树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评要》等。其他一些思想史著作如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张锡勤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等，也主要以政治思想史为主。而其他方面的思想，如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伦理思想等，虽也有学者涉足，并有著作出版，但总的来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提并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近代思想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但此前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够，虽然一些学者如王忍之、徐宗勉、侯外庐等都曾提出过应当研究近代的社会思潮，但学者的研究仍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思潮研究的成果比较少。那些以“中国近代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思潮研究却异军突起，蔚成风尚，近代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多的以社会思潮为主线。较早以“思潮”命名并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著《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此后以思潮命名的著作日渐增多，如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罗检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思潮》，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丛书”等。此外，还整理出版了一些相关资料，其中由“五四”专家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第一卷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之前，第二卷从《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底“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基本结束，第三卷从1924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每卷之始，有该卷编者撰写的前言；每卷之中，按内容分为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之前有介绍本专题的说明文字。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无疑是对此前研究的重大突破。
    第二，思想家研究进一步深入。思想家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许多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线来架构的。在思想家的选择上，主要选择的是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所谓进步的思想家。但近年来，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思想家的选择上，改变了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进步的思想家、而对许多次要的或所谓反面的人物关注不够的倾向，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人关注的思想家，如曾国藩、倭仁、张之洞、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罗家伦、傅斯年等，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郑大华的《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梁漱溟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左玉河的《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细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都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比如，对戊戌时期的康有为的研究，近年来不再停留在泛泛谈论康有为的贡献、局限、历史地位等问题上，而是深入剖析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分析他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变化。戊戌变法后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是中国思想界执牛耳的人物，由于梁启超当时居住在日本，其思想深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思想的影响。然而以往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谈到日本思想对梁氏的影响时都比较空洞，人云亦云的内容不少。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对于梁启超所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梁启超思想的认识。而黄克武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则通过对比严复所译《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原著On Liberty，分析严复对于穆勒自由论的理解以及影响严复理解的原因，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其研究路径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