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历史名城万隆举行了著名的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在多边国际舞台上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以认可并充实和发展，同时突破了西方对人权原则的垄断，提出了一系列展开经济合作的设想，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还展示了新中国独具东方文化魅力的外交风采和高超的战略运筹能力，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望，有力地改善了当时中国的安全环境。
    星移斗转，世事变迁。万隆会议召开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万隆会议所倡导的精神原则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
    万隆会议是在二战结束10年、美苏冷战格局业已形成的国际背景下举行的。世界向何处去，和平怎样维护，各国怎样相处，这是当时亟待回答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中国等国积极推动下，万隆会议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和设想，取得了许多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一）万隆会议首次验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强大威力，进一步扩大了其国际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1954年由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会议最后通过的“十项原则”实质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强大影响力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所信奉的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开创了处理国际争端的新模式和新途径，书写了国际关系史的崭新篇章。
    万隆会议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范例。与会国既有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菲律宾、印度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有泰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非常突出。但这些差异并未妨碍会议取得成功，显示出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建立和平合作、平等互利的新型国家关系。
    万隆会议又是不同大小国家间和平共处的范例。与会国既有中国、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也有尼泊尔、锡兰等人口较少的小国。与会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也未妨碍会议达成广泛一致，昭示了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
    万隆会议也是不同文化背景国家间和平共处的范例。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中，既有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代表，也有印度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代表。多种文明共聚一堂，不同文化交相辉映，表明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别并非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障碍，不同文化、各种文明的国家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和睦相处。
    （二）万隆会议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成为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演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万隆会议发出了“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强劲呼声，进一步促进了广大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撼动了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根基。这是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万隆会议催发了新一轮的民族独立高潮。会议取得的成果，极大地提高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60年代，仅非洲大陆就有32个国家获得新生。到70年代，新独立的国家已扩大至132个。
    万隆会议开创了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新局面。万隆会议为新独立国家联合斗争和相互合作树立了榜样，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其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应时而生。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召开。1964年3月，“77国集团”正式成立。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出现，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世界的崛起推动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改组。1964年1月和1974年2月，毛主席在同国际友人谈话时先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重要思想。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开辟了广阔的“中间地带”，分散和牵制了美苏争霸步伐，推动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分化，开启了国际政治较量的新格局。第三世界自此成为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战略依托。
    （三）万隆会议提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一系列设想，成为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思想源头。
    万隆会议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并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重点探讨了促进发展中国家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方式、方法。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将经济合作问题列为第一项，反映出亚非新兴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希望通过加强彼此合作，推进经济发展的迫切愿望。
    万隆会议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会议《最后公报》强调，“亚非会议认识到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指出：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要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全面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立场、态度和要求，确立了发展中国家间展开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为以后南南合作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指导原则。
    万隆会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展开经济合作的机制设想。如着重加强在资金、技术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各国之间的磋商与协调，共同维护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在实现经济独立的同时，保持同区域外国家的经济合作等等。这些设想都为日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所遵循并取得积极成果。
    （四）万隆会议打破了西方对人权原则的垄断，成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起点。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一直存在两种人权观的激烈斗争。万隆会议就人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观点，成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起点。
    万隆会议高举维护人权大旗，打破了人权观念为西方独有的“神话”，肯定了亚非国家争取和维护人权的基本经验。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将“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列为第一项。这说明发展中国家自摆脱外来统治、掌握自己命运之初就高度重视人权问题，维护人权的观念既非西方国家的“专利”，也不需要西方国家的输出。
    万隆会议第一次在国际社会针对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明确将人民和民族“自决权”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会议宣布，“它完全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强调“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这不仅突破了西方将人权仅仅理解为个人权利的政治思想传统，而且深刻地指出西方殖民统治是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主要根源。
    万隆会议为“发展权”概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会议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就必须在实现政治独立后，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周总理在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民族独立、经济发展、维护人权，三位一体，不可分割。这一思想是万隆会议对国际人权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是对西方传统人权理论的一大超越和突破，为发展中国家抵御来自外界的政治压力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五）万隆会议展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价值，开创了中国外交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这既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结果，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外交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倡导的“求同存异”、尊重各国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等原则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动体现。周恩来总理卓越的外交艺术和个人魅力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会议上，周总理凭借具卓尔不群、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平等待人、广交朋友的博大胸怀和精湛娴熟、挥洒自如的外交艺术，为新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为我国赢得了众多朋友，为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未识其国，先察其使”。周恩来超绝的外交风范集中体现了中国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充分展示了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中灵活的策略运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光彩。中国代表团针对有些国家主动挑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适时提出“求同存异”原则，拨正了会议方向；针对讨论会议公报时有的国家不同意使用“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中方提出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live together in peace）取代；针对有人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中方同意用“十项原则”予以替代，保证了“和平宣言”的诞生。中国代表团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善于从矛盾和分歧中寻求共同点的斗争策略，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成功实践的结果。
    万隆会议进一步增进了我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信任，直接推动了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出现。万隆会议后至60年代末，有22个亚非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应邀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1955年至1964年的十年间，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3个，到1964年底增加到49个，新建交国除法国外均为发展中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对我国于1971年10月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发挥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