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万隆会议至今已历半个世纪，冷战格局早已瓦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但世界向何处去仍是当今时代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总体上是有利的，但我们也还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万隆会议的成果，对我们仍有着现实的启迪和重要的意义。
    第一，万隆会议展示了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烈愿望，开启了国际关系新局面，表明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万隆会议的成果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政治独立、实现经济发展、加强团结合作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诉求，发出了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大声音。万隆会议开启的国际关系新局面充分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历来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1974年，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又正式吹响了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号角。
    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中国一贯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珍惜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友谊，将其视为中国外交布局的重要基础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将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舞台上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赢得最广泛的同情和声援；通过与东盟“10+1”、“10+3”机制及“中非论坛”、“中阿论坛”等重要途径，继续加强同亚非国家的互利合作，并不断拓展与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友好往来，从而全方位加强了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共同推动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
    第二，万隆会议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是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新型安全观的前奏，为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国家间矛盾提供了重要思路。
    万隆会议是对传统安全观念的否定。尽管会议过程中不乏各种矛盾、分歧，以至于争论，但会议最终克服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所带来的障碍，获得圆满成功，为世界上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推进世界和平大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旗的同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针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新型安全观。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中国政府倡导的新安全观做了集中的概括，指出：世界各国应“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实质就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互信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反对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地散布种种“威胁论”。互利就是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实现共同安全。平等就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协作就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积极发展结伴而不结盟的关系。
    中国不仅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实践者。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践行的新安全观，既是对万隆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光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第三，万隆会议树立了不同文明和文化和谐相处的典范，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否定，对当今提倡尊重世界多样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万隆会议的实践表明，各种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能够做到长期共处、共同发展。但时至今日，在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上，仍有不少错误的论调。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后，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所谓“文明冲突论”一度甚嚣尘上。一些国家把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视为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灵丹妙药，有的人甚至宣扬“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文明从此将一统天下。这种论调不仅阻碍着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
    第四，万隆会议也是新中国展开高超战略运筹的一次光辉实践，对我当前继续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战略机遇期，具有丰富的昭示和启迪。
    万隆会议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总体上改善了我国当时的安全环境。新中国领导人借助万隆会议推动我国安全环境改善的巨大成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中国高超的战略运筹能力，这在今天仍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对战略时机的敏锐把握。中国政府敏锐认识到万隆会议是宣传我对外政策、展示我国际形象、改善对外关系的重要契机。中央不但决定由周总理亲自率团参会，而且详尽地研究制定了参加会议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通过万隆会议，增进了各国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信任，打破了美国对我进行遏制的战略部署。周总理在会议期间发表的对美“69字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就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促成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进程。
    对多种矛盾的科学分析。万隆会议与会各国间存在着各种利益纠葛和价值观念上的尖锐分歧。中国代表团科学分析并坚决抓住主要矛盾，将宣传新中国对外政策主张、消除周边国家的敌视态度、争取他们的信任和了解作为主线，灵活处理枝节问题，几度消除会议危机，拨正会议方向，终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对斗争手段的灵活运用。万隆会议是在我国内外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日内瓦会议开创了我国走上国际舞台、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的新局面。塑造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国际环境成为当时我国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央不失时机，通过万隆会议进一步加大了和平外交力度，将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完美结合并灵活运用的成功范例。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万隆会议虽然已经过去50年了，但其昭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准则，其开启的国际形势发展新潮流，其对我应对复杂局面、展开战略运筹的重要启迪，仍然富有强劲的生命力，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