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翻译规范
    学术著作的翻译，长期以来形成自己的一套规范。就史学翻译来说，除去要求译文准确外，对名词和术语的翻译以及译者的注释也都有严格的要求，分述如下：
    （一）名词和术语的汉译，凡在我国汉文典籍和文献中已出现过的，一般均采用前人的汉译，如此前未出现于汉文典籍和文献，或另有新译者，需加说明。《草原帝国》的汉译在这方面显然注意不够，例如：
    第7页，把成吉思汗的弟弟Jchi译为术赤； 《元朝秘史》作拙赤，《元史》作搠只，汉译《史集》作拙赤，汉译《世界征服者史》作搠只，均不作术赤，避免与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相混。
    第6页，把突厥语部族苏丹治下的东罗马--Rome译作罗姆； 《明实录》、《明史》均作鲁迷。
    第18页及其后多处，把Sanjar译作桑伽。此人名未见于汉文古籍，根据商务印书馆的《译音表》（1973年）ja应译为贾，而ga才译为加（伽），而阿尔泰语系的人名词尾r也不可省去， 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作桑贾尔，汉译《世界征服者史》作桑札儿，汉译《史集》散札儿。
    第166、167页，把Sari-Uigur译为萨里回鹘。Sari，回鹘语，意为黄、黄色，此指黄头发的回鹘部族，故《宋会要辑稿》、《宋史》均作黄头回鹘。
    第 151 页把 Aramaean 译作阿拉米亚， 第 167 页及以下多处把Nestorianism译为聂思托里安教，这是把英语的词缀-an也译进了名词。《中国大百科全书》把前者译作阿拉米，把后者译作聂斯托利派。近代史著将Nestorianism或译作聂思脱里教派，一般用其唐代初传入时之名--景教。
    第198页及以下多处把Iraq‘Ababi（法文原著为Irak-Arabi）译为伊拉克阿拉比。这是一个波斯语词汇，在Arab后加词尾-i，表示领属，意为阿拉伯[的]伊拉克，以区别当时其他游牧民族领属的伊拉克，指今底格里斯河以西、巴格达以南地区。译著的读者主要还是不能阅读原文的人们，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应意译，如非音译不可，也应作出注解。
    第306页，把Balkh译为巴里黑，这是合乎规范的；但是又特予夹注“巴尔克赫”，这就错了，kh是波斯语
    的拉丁转写，不能按英文字母分读为克赫。
    第207页，把atabeg译作阿塔卑。这是一个突厥语词汇，由 ata 与beg组成。ata意为父亲；beg，突厥称号，原意为首领、王公， 后转意为将军、长官，中古汉文史籍译作匐或比，清代史籍译作伯克。根据《译音表》说明，新译名词如音译，应避免有强烈褒贬色彩的字，“卑”字显然不及比、伯克为好。
    第216页，把Ye-lu Shih译为耶律诗， 这“耶律诗”就是耶律大石的女儿普速完。显然原著、英译者都不知这个Shih就是汉语的“氏”及其含义，所以拼成了人名的一部分。很遗憾，汉译者竟未辨，将耶律氏译为“耶律诗”。由此可见西方的东方学--所谓以语言学为基础，也有这种语言学上的硬伤，并不是西方的什么也好，至少在我所从事的这个学术领域，时或发现他们的问题，引进岂可不慎重！
    第208页，把Termez译为帖木尔兹，第434页译作帖木儿兹。如果不联系上下文，人们很难猜到它就是《元史》中的忒耳迷，现今地图上的特尔梅兹或捷尔梅兹。不明白译者为什么把它与帖木儿连在一起。
    汉译还把一些常见的名词做了（或选用）另译， 如把马镫（stirrup）作马蹬（第27页）、带钩（belt buckle）作带扣（第44页）、伊斯兰教的伊玛目作伊玛姆（第447页）、 伊斯玛仪派作伊斯梅尔派（第447页）、伯克作别克（第538页）、艾米尔（埃米尔）作爱弥尔（第538页）、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作锁南坚错（第637页）、藏传佛教的萨迦派作萨斯迦派（第379页）、塞尔柱作塞尔柱克（第17 页及其后多处）、准噶尔汗国学者咱雅班第达作扎雅班第达（第645页）， 初版甚至把佛祖释迦牟尼作释迦穆尼（第393页）、 希腊的马其顿作马其屯（第559页）、莫卧尔帝国的巴布尔作巴卑尔（第417页及其后多次）、五代的石敬瑭作石敬唐（第172、173页），再版做了纠正。学术著作的翻译，特别是历史著作的翻译，在名词和术语方面，一般因循前作，众约俗成，否则就会使人感到生分。
    （二）译者的注释，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突破原著的时代局限性，补充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增加和延长其学术价值。如《世界境域志》因米诺尔斯基的译注（注：Hudud al- A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982 A.D.Transl.and explained by V.Minorsky.London,GWS NS XI, 1937.1970.），楚剌思《编年史》因阿基穆什金的译注，都大大提高了原著的学术价值，成为中亚史学译著的典范。《草原帝国》的汉译者在译注上也下了很多工夫，并且，有的注释很重要。如成吉思汗的出生年代，作者引用伯希和考证，为1167年（第256页）。 译者注释指出应为1162年，根据是邵循正先生的论文《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但是这类译注并不多， 特别是原著的一些重大错误和缺陷，如本文第一、二节所指出的，译者都未出注释；而出的一些注释，有的是不必要的，有的是错误的。例如：
    第53页，正文“汉朝的建立者高帝”，译者出注：“指汉高祖。”其实只要翻开《汉书》一看就清楚了：《高帝纪》。《史记》虽立《高祖本纪》，但是也称刘邦为“高帝”，这是群臣上的尊号（注：参看《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93、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