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1999）01-0111-（06）
    费尔南·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巨擘。在他影响巨大的著作中，不仅有对欧洲个别地区历史的独特考察（《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法兰西的特性》），也有对全球历史的全方位研究（《15至18世界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一生不曾到过中国，但“中国厚重的文明一直在引起他的特殊兴趣”[1]。他的学术研究贯穿着对中国历史的深切关注。无论在其学术演讲中，还是在其历史巨著中，他都无数次提及中国。在涉及欧洲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时，他常常用相关的中国历史作为反证进行深入论述和对照研究。透过这些论述与对照，我们可以了解这位“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史学家”对一些中国重大历史问题的独到看法。
    一、中国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是布罗代尔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按照布罗代尔的考察，早在19世纪，人们就曾赋予“资本主义”一词各种含义，但只是到了本世纪初，该词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在政治斗争中被广泛使用。在这一词的使用中，人们往往将它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等同起来，以致造成许多认识上的混乱。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处于经济活动的不同层次：市场经济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交换机制，是常规的，向大小商人开放的、以竞争为基本规则、利润适度的交换；资本主义则是避开常规控制、由少数商人操纵、不遵从自由竞争法则、利润超常的垄断经济。他认为，二者的不同还可以中国为例证作有力的说明。他指出，无论欧洲还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活跃的市场经济，但欧洲有资本主义，中国却没有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未曾发展起来。[2]（P55）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乃是因为一些重要条件的缺乏。
    其一，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高级机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育。
    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到处都出现了市场。但中国与欧洲的市场有着重要的不同。在欧洲，伴随着15世纪的经济勃兴，产生了密集的店铺和流动商贩；16世纪以后，在店铺和流动商贩繁生的同时，众多的国际贸易会和证券交易所先后诞生并发展成为重要的交换工具。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由无数村、镇和城市构成的完整的市场网络和系统，然而，中国的市场上一直是店铺和流动商贩数目繁多，生生不息，始终缺乏欧洲那样为数众多的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店铺和集市流动商贩属于市场的初级形式，其交换是常规的、透明的。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则是市场的高级机件，以大商人的活动为主，常常突破普通交换的狭隘范围，对资本主义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欧洲的大型交易会往往享有免税和特许等方面的权力，拥有巨额资金的大商人可由此获得初级市场难以得到的好处。同时，正是应交易会之需，欧洲信贷业才得以发展。有了信贷业，大商人之间的买卖就可以通过巧妙的划帐办法结算，不再一定要用现金付帐。[3]（P74）这样，既有利于大商人的远程交换顺利实现，又拉长了大宗贸易的链条，从而使这种交换逃脱常规的控制。这样的交换正是布罗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证券交易所是交易会的最高形式，它把债券和股票引入市场，使得票据和现金的相互兑换更加简单，更方便了垄断性贸易的迅速进行。在中国，也曾有交易会的出现，但其为数甚少，也没有起到欧洲交易会那样的作用。中国的交易会主要是在中国分裂为敌对王朝时才出现。因为分裂的地盘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交易会和大集市应运而生。而一旦中国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大型集市和交易会在内地便随之消失，只在统一帝国的边缘地带得以保留，如蒙古附近或广州。它们的影响也有限，仅局限于某些特殊贸易，且主要是与外国人进行贸易。[3]（P122）按照布罗代尔的见解，交易会在中国的不发达或者是因为官僚政府的控制，它无孔不入，反对经济特权，所以允许集市自由，反对高层次的交易形式；或者是因为中国行政统一，初级市场的活跃已足以疏通中国经济的脉络，不需要求助于交易会；或者以上两种原因兼备。没有交易会的活跃，更不可能有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市场高级机件的缺乏，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重大原因。[4]（P22）
    其二，中国历史上国家对金钱等级缺乏宽容与支持，严重压制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它和社会各等级的相互关系。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可分为几个等级：宗教、政治和各种金钱等级。而这些等级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其相互关系表现为对立、妥协或同盟，或者几种状态的混杂。在布罗代尔看来，金钱等级是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主体力量。金钱等级就是那些长期寄生于封建特权等级中的名门世家，拥有巨额资金的资产阶级往往从它们当中产生。在欧洲，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王权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名门望族的财产和社会特权总是相对地受到国家的保护。经过名门望族的世代相传，经过它们对封建国家财产的不断攫取，需要巨额财富方能运作的资本主义在货币经济的作用下终于降临人世并发展壮大。
    在中国，各个王朝虽然也不乏财富和影响巨大的家族，但它们存在的时间往往都很短暂。相对而言，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比欧洲大，稳定性比欧洲小。一方面，中国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随便更换社会的统治阶层。另一方面，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加强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流动。每一次科举考试都是一次社会机遇的再分配。但凭藉科举新登高位的官吏仅仅只能稳固自己一代的地位；他们在职期间也可能不择手段地敛聚财富，但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而且，财势过大的家庭往往会招致怨嫌，招致政府的疑惧和敌对。即使权高位重的个人也是如此。比如清代的和珅，在乾隆时备受宠爱，徇私敛财；乾隆一死，他也被撤官处死，“十万雪花银”被没收一空。布罗代尔因此议论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甚而某种殷勤。中国强大的专制极权使金钱等级不能够如在欧洲那样绵延持久，从而阻碍了财富的稳定积累和多种力量的发展，压制了资产阶级势力的成长，因此，真正的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本土立足。[4]（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