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与欧洲的差距
    在世界总体历史演变的研究中，布罗代尔特别注意到当今世界的地区差距。他提出，中国曾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欧洲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中国反而落在了欧洲的后面。这样的结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布罗代尔利用其“经济世界”的理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一词和“世界经济”的含义不同。世界经济是指全世界的整体经济；经济世界则是指在全球成为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一个区域）的经济。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每一个经济世界包括三个要素：（1）一定的地理空间；（2）一个中心（城市或国都）；（3）中心周围的心脏地区、心脏之外的中间地区和边缘地带。经济世界的三个要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地理空间可以扩大或缩小，其中心可以转移；随着中心的转移，心脏地带、中间地带和边缘地区也随之改变。任何一个经济世界从中心到边缘地区都依次构成一个层次结构：中心及心脏地带处于支配地位，那里享受着一切财富和繁华；中间地带与中心地区相差一个层次；而边缘地带则处于被支配的贫困落后的地位；中心剥削外围，外围养活中心。命运总是垂青于经济世界的中心和靠近中心的地区。经济世界的空间越大，越有利于中心地区的剥削和发展；中心地带的进步又对整个经济世界的进步具有带动和促进作用。布罗代尔认为，世界很早就形成了几个经济世界，今天欧洲的世界领先地位，正是欧洲从11世纪起形成的经济世界不断扩展的结果。
    远洋航行是欧洲经济世界扩展其空间的重要手段。远洋贸易与之密切联系，它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3]（P432）一方面，远程贸易是两个相隔很远的市场的交换，供需双方互不谋面，全靠远程商人从中进行撮合及价格投机，其本身就是一种少数人投机取巧的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运作需要巨额资金，远程贸易一般是奢侈品的贸易，它由少数商人集中操作，往往获得巨额利润。巨额利润一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又可以推动新一轮独占性贸易。尤为重要的是，远洋航行和远程贸易不断把远方的市场纳入到经济世界之中，扩大了经济世界的活动和剥削范围，增强了经济世界的内部实力，从而使欧洲经济世界得以成功地征服世界的广大地位。布罗代尔说：“唯独远洋航行最终造就了世界的不平衡和不对称。”[5]（P453）“征服海洋使欧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达几个世纪”[5]（P474）。
    相反，中国人对征服海洋远不如欧洲人那样积极。本来，中国的航海业具备非常有利的条件：早在11世纪，中国人就已开始使用罗盘；14世纪，已拥有4层甲板、运载1000人的大帆船；15世纪，明朝的太监郑和率领规模浩荡的船队先后7次远航南洋，远达阿比西尼亚海岸。然而，中国的远洋航行没有取得有益的成就。郑和的最后一次远航到1433年结束以后，中国征服海洋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远洋航行的中断，使中国丧失了征服世界并领先世界的良好机会。
    按照布罗代尔对经济世界的考察，中国、印度、伊斯兰是远东地区的三大经济世界。但是，从15世纪起，由于这三大经济世界“时断时续”的联系，整个远东的经济生活被纳入到一个辽阔又脆弱的经济世界之中，三个经济世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超经济世界。这个超经济世界的中心是位于亚洲边缘的南洋群岛，因为这里是印度和中国乃至伊斯兰对外扩张和产生影响的交汇点。除了东南沿海，中国广大的土地都处于这个经济世界的心脏地带之外，属于外围地区。经济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地区要得到迅速的发展，要么得到中心地带的有力带动，要么争取成为这个经济世界的中心并扩展该经济世界的范围。由于没有相同的文明作为基础，远东这个超经济世界的内部联系不如欧洲那样紧密。作为中心的南洋群岛很难深入影响其他地区。中国的出路在于扩大活动空间，突破南洋群岛的局限，为自己开辟边缘地带以争取经济世界的中心地位。郑和的多次远航，超出了南洋之外，是中国将其影响推广到更远地方的重要尝试，也是中国投入世界海上角逐的一次（也许是无意识）极有希望的行动。遗憾的是，这次征服海洋的活动没能继续下去，南洋群岛成为古老中国难以跨越的界线。
    对于明朝海外开拓活动的浅尝辄止，布罗代尔甚为惊异。他认为，这与明朝国家重心的转移--都城的迁移有密切关联。为了应付中国北方满族和蒙古族的入侵威胁，明朝于1421年将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这一行动，意味着明朝放弃了因有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把国家的中心转移到一个扎根内地、沉闷闭塞和十分内向的城市，实质上是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这次迁都，也意味着中国的重心更加远离远东超经济世界的心脏地区，处于更加边缘的地带。1421～1422年，郑和在茫茫大海上进行他的第5次航行，然而，国家对海洋的兴趣已经淡漠，结局已定。10年之后，郑和的船队进行了最后一次颇为壮观的远航，算是向南洋之外的世界作正式的告别。
    远洋航行是进入世界七大海的钥匙，是开创世界性联系体系的主要手段。中国未能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发挥作用，也就无法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布罗代尔不无惋惜地指出，明朝迁都北京的选择，是“犯了荒唐的错误”，“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6]（P15）。
    三、中国与工业化
    布罗代尔非常重视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对工业革命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布罗代尔特别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现实，并为此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见解。布罗代尔在70年代就看到，中国等国家已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2]（P168）但同时，他也注意到，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并不一帆风顺，其挫折之多、速度之慢都出乎意料。比如，农业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官员贪污腐化，进口技术不能适应本国需要，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等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布罗代尔首先从其对工业革命的认识出发对其原因进行了探寻。
    在布罗代尔看来，绵延至今的工业革命是一种早在18世纪以前就经过长期孕育的缓慢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工业革命首先表现为大规模的技术革新，但技术本身并不能导致工业革命。实际上，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古代中国就有诸多极有希望的技术创造，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革命。如，中国5世纪就有的冶铁技术，到13世纪就止步不前；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发明也是到了欧洲以后才发挥其威力。这些夭折的技术革命表明，工业革命必定需要长期缓慢的准备过程，绝不是技术的简单拼加。
    布罗代尔指出，中国等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不能仅把技术当成决定性的因素，必须首先要具备成熟的内外条件。英国曾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典型国家，应该在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中去认识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