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也是难度最大的课题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有两个分界最为重要：第一，人类的起源，即人与动物的分界；第二，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界，即国家的形成。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就是第二个分界。
    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要明确“起源”与“形成”学术概念的区别，对二者的界定要从“量变”和“质变”的角度去认识，前者研究的是过程，后者探讨的是结果。“文明”课题要归结于后者。
    文明起源与形成涉及对文明因素构成的研究，目前大多认为，它们应包括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反映社会分层的各类墓葬等。就考古学探讨“国家形成”而言，其学术切入点应为“城址”。这里要把具有国家政治中心性质的“城”与军事性质的“城堡”、大型居民点的“村寨”等区分开来。文明社会的“城”就是“卫君之城”，此城亦谓“国”。“君”在“城”中的物化载体以宫庙等大型建筑遗址最具代表性，这是其政治舞台。在宫庙大型建筑中，其形制和布局结构是最为重要的考古学研究对象。这些可从已知推断未知，从而判定宫庙遗址及其外之城。
    中国有着优秀的历史学传统，关于历史时期有着大量文献记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还留下丰富的“传说历史”。代代相续的“口传”之“传说历史”，尽管有“不科学”的地方，但它们保留人类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重要信息。它们在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空框架的建立往往离不开这些“传说历史”资料。科学地、全面地利用“传说历史”是古代文明研究中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中国学术界多年讨论的问题，也是世界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有过重要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剑桥大学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一书中提出了文明的三个标准：文字、城市（5000人以上）、大型的礼仪建筑。作者认为，在以上三个标准中，如果有两项标准成熟了，就可以算是进入文明社会。不过两项标准之中，必须有文字。
    其后，英、美等国家的学者出版了不少关于文明起源的认著。如美国的塞维斯在其所著《国家的起源》等书中提出了“酋邦”的概念，代表了美国人类学界的水平。英国则有牛津大学《文明的起源》，其中有沃森《关于中国的城市》等。
    张光直先生在这股热潮中，组织了一套中国早期文明丛书，张光直写了《商代文明》，许倬云写了《西周文明》，我写了《东周与秦代文明》，王仲殊写了《汉代文明》。
    西方学者的著作引用中国的材料很少，以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修正，如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了冶金术，贝塚茂树也提出类似意见。我认为对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提出更准确的标准，不仅对中国，对整个人类都能适用。
    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历史来看，我们提出新的标准是有出发点和科学依据的。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研究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使我们对商代文明的认识确认不疑。而且我们还进一步证明，商代并不是中国文明的起点，甲骨文单字超过4000字，这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王国维《古史新证》指出，《殷本纪》是可靠的，《夏本纪》也应该是可靠的。因此，从商文化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正确的，必要的，有条件的。
    世界上有人不同意我们这样做，说商是野蛮，夏是传说，问我们探讨夏代的文明意欲何在？这至少是最大的误会。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第一条要求就是要科学地研究，实事求是。我们国家比别人文明的历程短，就是短；但比别人长，也没有必要说不长。如果说夏代或夏代以前中国已进入文明时期，那也仅相当于埃及的中王国时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示应该把这些体现出来。一方面，要普及科学，普及考古知识；另一方面，也要发扬历史博物馆爱国主义基地的作用。通过对我们国家历史的展示，告诉人类，我们的祖先曾经做出过哪些贡献。实事求是是最好的科学普及，是爱国主义。
    法国有一个国立的历史博物馆，类似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做得非常细。新石器时代每一个地区都有标本；青铜器时代分早、中、晚期，文明的起源、发展，都通过考古发现详细地表现出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学习它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