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明（中国历史博物馆）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仍然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加以深究。
    1.对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内涵及产生的标志，尚颇多歧义。文明起源诸要素说遭到众多非议之后，许多人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对此仍可设问：文明的出现就意味着国家的诞生吗？在前国家社会就不可能出现文明吗？我以为，文明是对人类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高度繁荣发展状态的一种综合概括，而国家是专指政治结构而言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们是有联系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此，若要重新界定早期文明的本质特征及标志，只有从世界上诸原生文明中去概括总结。
    2.20世纪60年代塞维斯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经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阶段的理论，影响颇大。即便我们不冒然将这一理论视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但它至少提示在氏族部落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还可能存在着一个过渡性的复杂社会。而酋邦和国家在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只在于政治权利结构方面。所以从理论上讲，文明既可以出现在国家阶段，也可以形成于酋邦或其他形态的复杂社会阶段。依照上述认识，在公元前3500～前2000年，中国大地上应该存在着若干具有不同模式和形成机制的区域文明；至于是否已经产生了国家，何时何地出现了早期国家，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这涉及到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形态划分的重大课题。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应该从人类进行食物生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探索食物生产出现以来的一切发明与创造；而探索中国文明化进程，则应从社会出现分层分化的现象开始，大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约距今6000年。
    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以前的各种文明因素的遗存，表明中国文明化进程出现较早。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亦即建立了国家这一政治实体，考古学上目前能够说得比较清楚的、我国进入了文明社会的最早个案，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由二里头文化向前追溯，目前从考古学上可划作一个发展阶段开始的界线，大概是公元前2600年前后，即龙山时代的开始。这时期逐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趋同现象。从考古学上看，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应是始于公元前2600年前后。在这时期，在黄河下游正经历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在江汉地区正经历着屈家岭文化向石家河文化的转变，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则开始了良渚文化第二个高峰发展时期。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大体是同步的，而各自的特征则有所区别。这充分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但是，各地区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是中原地区。
    龙山时代应是夏商周文明的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特点，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影响深远。我个人认为中国文明的诞生应在龙山时代，但目前对这时期的各个个案的考古学研究，尤其在“王室”文化因素等关键性素材方面，还不能说的很清楚，这也就是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索的原因之一。
    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世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与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讨论比较，可以发现，在中国，是考古发现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在西方，则是理论突破推动实证研究。更有一个大的区别是，总体上，西方世界的讨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范围内进行的，我们在起源问题上的工作，却是相当孤立地进行的。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需要国际学术背景的课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近几十年国外新的理论，同样需要了解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否则容易形成闭门造车的局面。
    比如，王和先生刚刚提到，夏启的世袭不能作为中国国家开始的标志，十分有道理。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世袭制早在游团阶段就有发现，在酋邦阶段更是广泛存在。又比如，斯巴达国家根本就没有城市。印加是一个巨大的帝国，人口一度达到数百万，这个国家却没有使用文字。
    关于阶级与国家起源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塞维斯认为国家的起源与阶级无关，王和先生刚刚提到，凉山彝族奴隶相当发达，却无国家产生，这一现象就需要认真探讨。又比如，传统观点认为，阶级关系首先是在一个社会内部产生的，而廖学盛先生研究希腊罗马早期社会之后却证明，早期的奴隶主要来自于血缘关系之外。由此是否足以推论，如果阶级的确是国家起源的基础，那么，早期国家产生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一个社会内部的斗争，而是来自于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支持。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形态，也有一个重要问题，常常有人将大型建筑视作中国专制政治的标志物。可是，如何解释阿兹特克的大型建筑与非专制政治并存的现象呢？
    这类问题还可以提出不少。总之，我以为，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课题，不能孤立地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