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方法，例如西方考古学中比较常用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urvey）法。这一方法特别重视某一地理单元内诸遗址间的关系，以及诸遗址与区域环境的关系。因而，它在研究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以及社会管理体系方面颇具成效。西方考古学中有关墓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值得重视。墓葬所包含的有关古代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等方面的信息，是其他类型的考古资料所不具备的。当然，无论是区域研究法还是墓葬研究法，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们可与传统方法相互补充、印证，但不能取代传统方法。此外，这些方法具体应用到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必须与中国考古的实践相结合，而不能盲目照搬。
    缪雅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与世界文明比较，中国文明有其更重要、更具内涵的特征，那就是血缘集团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中国文明从产生、发展到形成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到了其最后阶段，正是血缘集团的剧烈冲突，最终打破了氏族社会的平衡。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就可以理解考古学上诸多文化现象的出现，为什么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不长的时空领域内，我国大地上会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夯土小城堡；也可以理解，中国最初的王朝命名为什么叫夏商周，夏就是以夏部族为首建立的国家，商就是以商部族为主建立的国家。夏商周时期建立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国家。这一特征是维持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连绵不断的重要因素。
    关于原始社会末期夏部族崛起的原因，目前学术界主要有文化中心说、地理位置居中说和治理洪水说等等，笔者赞同这些看法，但同时又认为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能率先完成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根本原因当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夏部族在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中均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在原始社会末期，在当时特殊的环境现象大洪水时期，夏部族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在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变革中，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血亲关系向阶级关系转变时，夏部族也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明社会的本质是剩余财富的增加、集中和再分配，使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的生产活动而从事专门性的管理、制度建设，以及文字、思想、艺术、大型建筑等各种文明标志物的创造和建设。
    文明象征物的创造和建造是为维护国家组织服务的，并保持其有效运转。国家组织使剩余财富增加和集中，部分地用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上。
    从考古学实物资料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特征，我们有以下几个初步认识。
    首先，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血缘组织长期存在，并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
    其次，用于祭祀的礼器系统极发达。礼器不仅是宗教祭祀用品，还是特权、等级的象征，拥有者等级、权力与其宗教祭祀权是一致的。
    第三，三代聚落一般以宗庙类宗教建筑为核心。宗庙即是王和贵族的祭祀场所，同时也是行政场所。
    第四，商代文字与宗教占卜活动密切相关，而商代政治与宗教占卜、祭祖又密不可分。
    总之，宗教活动，尤其是祖先崇拜在等级划分、剩余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及国家的形成和维护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剩余财富的主要消耗对象。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具有以祖先崇拜为主旨的神权政治特征，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之处。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连续”演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断裂”。
    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在燕辽地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地域曾出现若干高度发达、有显著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些处于国家化进程中的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在代表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文明的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夭折”。这种文化上的中断或可称为“文明的断裂”。这些文化共同体在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若干文明要素为中原文明所吸收，它们只是为中原王朝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养分，而不是其直接的前身。因而，对这种作用的评价不应过分拔高。
    如果说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那么应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应是多元的，而最早的国家、文明社会的形成则是一体的。具体说，处于文明化或国家化进程中的仰韶与龙山时代，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时期，或可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而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依据现有材料，是始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国家，这一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这两大阶段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断裂”现象，因此，不能认为中国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形成是一种直接演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