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
    近年来，随着众多反映古代复杂社会个体存在的新石器遗存的发现，对于考古学证据含义认定问题的讨论变得越来越重要。
    考古学证据作为物质性的遗存，对于一个早期复杂社会个体在社会规模、社会权力结构特征、社会控制力水平、社会分化程度、工艺和生产力水平以及文化统一性程度等方面的表现有说明意义，但在直接发生导致国家制度形成的事件的时段内，在一个社会个体的上述表现方面，我们并不一定能观察到足够明显、意义确定的变化。所以即使获得了这些物质证据，也不等于能对国家形成与否的问题作出连带的判断。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仅依据有关社会个体的复杂程度或工艺和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来下结论。如果我们期望单独依靠考古学证据来作出判断，那么，有关考古遗存要能够确切地反映出有关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正规的或正式的，即达到一定的形式化水平。而对这一点，在考古学证据方面如何确认一些基本的关系，还是需要研究的。至于以往被当作“标志”的某些考古遗存（如古代城址等等），其对于社会的分化程度和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以及工艺水平等等是有其明确的说明力。但这同说明国家制度的存在仍然不是一回事。
    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早期文献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为我们了解早期历史的诸多细节从正面提供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讯，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文献料总合在一起，为我们讲述古代国家的历史给出一些不支持非法通过“底线”；当我们的研究可能超出这些“底线”时，在方法上应该有更严厉的要求。在古代国家的问题上，传统文献总体上不支持在夏代国家进程以外，在中原和周边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国家进程的说法。同时也没有理由说已知文献总体有一个系统隐匿的问题。这就是古代文献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核”，是否能“通过”它，需要研究。现在有些学者对周边若干具有复杂内涵和较高发展程度的新石器文化人群的政治组织形式估计很高。如果这些提法只是不具有严格定义的某种描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如果这代表某种严肃的理论的话，作为证据学的要求的一个方面，应当考虑同古代文献“内核”的衔接问题。因为如果周边地区早于中原形成国家，那就不仅仅是文献有没有失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仅周边地区，而且中原地区的历史都应该不大一样，由此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是需要认真回答的。
    朱凤瀚（中国历史博物馆）
    现在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所讲的“文明”，是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基本上可以作为共识的是，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即步入文明阶段，国家是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这是从理论的层面来理解文明。但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考古学的手段去发现中国阶级社会与国家形成的物化表徵。世界各古代民族步入文明阶段的历史、地理条件不尽相同，所以其早期文明的物化表徵也就有所差别，确实不存在着绝对的、普遍适应的物化的文明标志。但完全否认物化表徵的存在，对于从考古学角度去探索文明起源即会失去可操作性。所以还是应该从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较早期文明的实际出发，归纳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物化表徵。商文明是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中国较早期的文明，所以商文明所具有的以下几项重要的文化特征，似可以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步入早期文明的物化表徵：1.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较广泛的使用；2.以宗庙等大型夯土台基宫殿建筑群为核心的都城的出现；3.独立于一般族墓地外的大型陵墓（王陵）区的存在；4.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以上几项文化特征综合起来昭示了一个复杂社会的建立与社会分层的显著。如专制君主（王）、多阶层贵族阶级、王朝常备军、服务于王室与贵族家族的专职手工业者集团、脱离生产的知识阶层的形成，表现出能够有效地大规模调动与控制人力、物力资源的行政组织的成熟。当然，以上诸项文明的物化表徵在出现的时间上可能是有先后的，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是否进入文明，应该看其是否同时集中了上述诸项物化表徵。有了其中一或两项，虽可能反映了该文明所属社会文明化（指文明从起源到形成的过程）的程度较高，但未必已步入文明阶段，亦即未必形成了国家。
    王冠英（中国历史博物馆）
    关于文明的起源，许多专家都主张以城市、青铜器、文字和大型的礼仪建筑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这从方法论上说是可以遵循的。礼仪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重要。
    中国古代是在基本保留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文明社会的，因此，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在政治架构上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夏后氏和殷王朝“用国为姓”、“以国为姓”、“赐土姓”，都反映了血缘结构关系的遗留。商周的宗法制度实质上是父家长大家族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在贵族阶级内部的改造形态，这也是商周礼乐制度的内核。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和确立的时代，学者的意见分歧很大。我以为这里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1.文明的缘起和文明的形成是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文明的形成是文明因素的积累和质变。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重要的标识和特点，这里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不能把二者统而论之。2.以田野考古的成绩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是科学建立中国古史体系的基础，但也要重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结合，注重用“双重证据”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