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新的国际分工格局。
    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和技术扩散在深度、广度和数量上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得益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和市场开放，而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也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也得以积累。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应当承认，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历支持了“共赢”的观点。然而，全球化在为世界提供“共赢”机遇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掉入“国际分工陷阱”的挑战。在整个国际分工链条中，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科技、人才，营销和消费方式上的优势或先机，占据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成为全球市场上为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伴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迅猛进步，不同国家或经济体之间，在获得接入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与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业务活动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数字鸿沟”。换言之，全球化收益的绝大部分由发达国家获得，发展中国家只能够获得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就是这一小部分收益，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它们竞相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如税收优惠，允诺最大限度地开放国内市场，承诺遵守发达国家制定的严厉的经济规则，甚至做出政治上的让步。
    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团结起来，但要真正合成一股力量还需要跨越许多障碍。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之间拥有共同利益，后者为其通过合作来保障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可是我们还要看到，共同利益只是合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数量过多，考虑到各国因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各异其利益也有所不同，同时考虑到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分担和享用常常不对等，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分化政策，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形成一股国际力量的难度巨大，因而它们在制订国际规则的谈判过程中经常处于劣势。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合作往往具有局部性和暂时性。它们联合起来并且真正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条件尚不成熟。
    三、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两极”格局初露端倪和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和欧洲的分歧是深刻的和难以弥合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在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路线和理念上存在差别，并在货币领域内竞争激烈。但关键在于，美国推进全球化的方式不啻是对欧洲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和价值观的颠覆。欧洲是在对自身进行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美国。应该看到，美国和欧盟的综合实力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停止。相对美国而言，欧洲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换言之，欧洲需要美国帮助和支持的程度要远远低于美国对欧洲的需要，至少欧洲已不再需要美国这个保护伞来满足其防务需要。在人口、产出、贸易、制造业等方面，一言以蔽之，在市场规模方面，欧盟已经超过美国。在曾经是比较薄弱的领域，即世界货币和金融市场方面，随着欧元和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创立，欧洲与美国在配置和享用全球金融资源能力上的差距也在大大缩小。欧元区和欧盟运作与扩大的方式，以及它们对待和处理国际争端的总体态度与手法（尽管欧洲内部各国之间有所差异），为其“软力量”的积累贡献甚大，彰显了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不合时宜或“失道寡助”。甚至仅从欧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上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事实上已经在出现。以长远眼光看，未来最有可能和欧美平起平坐的一极就是亚洲，其中处于关键位置的是中日韩三国。
    四、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问题空前严峻和紧迫，需要而且必须通过尽可能多的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方能解决。
    全球问题主要是指那些涉及整个人类福利的长期和普遍问题，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六大类：贸易与投资规则的确立与执行；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以恐怖主义、腐败、洗钱和非法移民等方式表现的跨国犯罪；人类健康，其中特别涉及到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和对转基因有机体的管理；环境与资源，包括气候、污染、生物多样性和热带雨林保护等；安全，包括防止地区冲突、多边维和，以及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影响全球格局的两个长期因素：全球治理和与此有关的移民政策以及人口问题。需要各国共同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做出贡献。但找到有效的途径实现这个目标却困难重重。当今的超强国家美国在享有霸主收益的同时，没有能够尽到公正地和充足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义务，几乎所有的全球治理机构又都面临着合法性不足、透明度不够、责任心不强的困扰。今天，资本、技术及管理知识等生产要素都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例外。许多狂热的自由市场原则的信奉者，也都回避了允许劳动力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流动的主张。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在更深的层次上暗示了经济全球化的限度。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大量吸收移民已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大量移民进入发达国家后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势必会波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乃至世界格局。
    “雅尔塔体系”虽然已经寿终正寝。但在60年后的世界格局中仍然能够感受到其影响，世界仍然处在不断地深刻变化之中，而且这种影响和变化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