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作为另一个力量中心的西欧联合进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欧共体通过的有关建立欧洲联盟和“统一大市场”的宣言与法令，表明西欧的联合所追求的是要实现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他们实行的以一系列《洛美协定》为代表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政策，尽管存在缺陷，却是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探索南北合作的途径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更是欧共体希望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加强其欧洲特性的突出表现。欧洲作为世界力量的一个中心正在稳步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于70年代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逐步将过去的“对美一边倒”的“被动外交”转变为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自主外交”。
    在此时期，东欧各国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 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它们并没有彻底改造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外部又受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控制和经互会“一体化”体制的限制，再加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施加影响，不仅造成了东欧的生活水平与其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导致了东欧的反苏民族情绪持续高涨，政局不稳，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深化。这一切，为东欧最终的剧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背景条件。
    概括地说，第三世界的发展呈现两种状况。一方面，一些已经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积极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并继续进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上第三世界的支持，以及以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为契机而开始的阿拉伯产油国发动的，以提高石油价格和控制开采权为主要内容的石油斗争。这场斗争不仅给各产油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而且对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打击了以它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从而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对话的过程，并推动了以区域性合作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在诸如中亚、中东、印度支那、非洲之角以及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等第三世界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上，人们都能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和影响，从而加重了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另外，以两伊战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力量。
    二
    1985年是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的开始。经过四年的努力， 美国认为它已经扭转了与苏联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利趋势，可以从实力出发推行更为灵活的对苏政策；与此同时苏联也换上了以“改革和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新领导人，于是第二届里根政府再次大幅度调整对苏政策。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认两国在避免一场大战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因此推进双方高层会晤，就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对话。第二，推进军控谈判，并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改为“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ART）”。（注：参见〔美〕唐·里甘：《里根政权内幕--里甘回忆录》（中文版），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第三，出台以公开支持全世界的反共革命为主旨的“里根主义”作为美国对苏联推行新遏制政策的重要部分。（注：参见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870页。）1989年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基本继承里根的对话与军控政策的同时，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苏东政局变化，再次对美国的对苏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提出了以实力为依托，更多利用除军事遏制以外的其他手段，鼓励苏东国家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的“超越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东政策的总纲领。（注：参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1-643页。）
    80年代的苏联确实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里根第二任期的开始几乎同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以“新思维”为理论基础的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在对内政策上，批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民主性和公开性，要将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
    概括地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新思维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只有人类文明的毁灭，所以解决争端和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和裁军的道路；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使之仍然具有生命力并可以避免战争，同时承认社会主义也没有也可供所有人学习的某种模式，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多样化的现实。第二，从上述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出发确定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原则；各国为避免核战争的普遍安全与裁军原则；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三，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以“普遍安全”（或“相互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为依托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通过外交政策的改革，为国内实行彻底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注：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参见他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美国学者赖斯认为，“新思维”是苏联对国际体系看法的重要改变。参见赖斯：《苏联大战略的发展》，见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第160页。）于是，以外交政策新思维为依据，戈尔巴乔夫将勃列日涅夫的全球进攻战略改变为缓和与收缩战略。
    由于美苏双方的政策调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一致性， 使两国关系再次出现了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甚至合作的新局面。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从1985年到1991年，美苏总统之间进行了5次会晤，并建立起广泛的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第二，裁军取得重大进展。在核裁军方面，双方相继签署了《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 ）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Ⅰ）。 前者将中程导弹作为整整一类核武器的销毁不仅有利于缓和美苏关系，有助于推动双方裁军势头的进一步发展，也减轻了中程核武器对欧洲的威胁，推动了裁减欧洲常规兵力的谈判；后者首次规定对双方战略核武器数量进行30％-40％的削减（尽管双方在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确实是美苏自中导条约之后在核裁军方面的又一重要进展。可以说，这两个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美苏从限制自身核武器数量的阶段，发展为实际减少两国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际社会要求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共同心愿。在常规裁军方面，北约和华约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英文缩写CFE）， 使两大军事集团在中欧紧张对峙的态势不复存在。（注：关于裁军问题，参见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三，在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问题上，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一致行动，（注：当时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写道：“海湾战争是美苏两国前些年发展出来的那种有希望的新精神的象征。的确，在1990年8月，当我们两个国家站在一起谴责伊拉克入侵时，我就准备说冷战结束了。”〔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中文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1页。）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与西方合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