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苏关系明显改善的同时，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变化。 苏联开始承认在历史上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存在一系列严重错误，宣布不再干涉特别是不再用武力干涉东欧的事务并陆续从东欧撤军，鼓励和支持东欧的改革和与西方的对话，并使经互会和欧共体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着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苏军也基本撤出了东欧。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批判了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的观点， 于1989年5月正式访问中国，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并确立了两国今后发展关系的新原则。
    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 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并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收缩力量的主要标志， 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
    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此时期，美苏关系之所以能够日益走向缓和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苏联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激进化”和“西化”的过程。然而，这种过于激进的全方位改革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终于造成了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以及长期积累的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表面化，最终使国家陷入政治、经济、民族和信仰的全面危机，并以1991年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苏联正式解体为标志，形成了“苏联巨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以自行坍塌的方式最后消失， 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彻底崩溃。它在带来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世界局势出现新的动荡的同时，也带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
    三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停止在冷战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冷战最重要战场的欧洲，也经历了东欧剧变、 冷战结束和西欧联合进程加快发展等重大事件。随着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以往的对东欧国家的强硬高压政策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作为苏联传统势力范围的东欧终于发生了巨大突变。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到1990年两个德国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再到1992年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塌，形成了苏联退出东欧势力范围，东欧靠拢西方的发展趋势。随着东欧剧变的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1990年召开了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宣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成为整个欧洲走向对话与合作道路的新起点。1991年前苏东国家两个最为重要的但已名存实亡的组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相继解散，标志着冷战在欧洲正式结束。与苏东集团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一体化进程出现了新的高峰，1991年欧共体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以将欧共体建成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并执行共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政治实体为目标。尽管冷战结束后欧洲还会经历震荡甚至局部战乱的局面，但是摆脱了两极格局羁绊的西欧必将作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极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已为今天的事实所证明。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冷战的终结和海湾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在此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经历了巨大考验。1986 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表明了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的决心。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苏东剧变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局，并导致了短暂而剧烈的政治动荡和一度恶化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在邓小平制定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指导下，成功地渡过了危机，巩固了国家安全，从而显示了一个政治大国的成熟外交。中国将在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同时，加快自己融入整个世界的过程。
    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多重的，在造成第三世界整体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南北差距有所加大的同时，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却逐渐突显出来，并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与动荡。但是，在第三世界出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冷战后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的一些地区大国（如印度、巴西）和集团（如东盟），有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次力量中心。另外，南北之间的对话也从经济领域向全球性问题的领域扩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无法得到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总之，当两极格局以苏联一极的消失而结束时，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画面：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单极阶段”终于到来了，于是依靠美国的权势和价值观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频频出现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注：美国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1991年春季号上撰文，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的时期称为“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有关学者论述单极世界的文章，可参见E·B·卡普斯坦和M·马斯坦杜诺编：《冷战后的现实主义与国家战略》（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另外，根据白宫自己的统计，1990-1991年期间，美国领导人在各种讲话中有42处提到“世界新秩序”。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第302页。）但是，继承了原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拥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国家，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欧共体向欧盟的成功发展有力地表明了西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重要力量。以中国、韩国和东盟成员国为代表的亚洲的崛起，同样显示出该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确立和发挥它们在世界事务中重要作用。占有联合国多数席位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到冷战结束之时，自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它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与冷战的结束几乎同步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正如前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说：“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为依托的经济外交正在拆除各种围墙蕃篱，跨越各国国界，编织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无国界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注：鲁杰罗在1997年7月会见当时中国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时的讲话，转引自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1-2页。）自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就向往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在冷战结束之后，终于更为突出地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