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吴敬梓：《儒林外史》）山东济宁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
    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辩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
    全球变局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 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 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 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5.18 倍。 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53倍。 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13.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