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您的新体系的第三大段是不是就是封建社会了呢？
    ■下一个社会我也不用封建社会的提法，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只用生产方式一种因素来作为划分社会的标准，我们还是力图以总体史观的理论来划分社会。同时，一用封建社会的概念就要与长期停滞的状况联系起来，又要回到亚细亚的圈子里去。我把这一段定为“封建帝制时代”，辛亥革命就是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帝制嘛！不论怎么变化，帝制这一点可以贯通。怎么突破长期停滞呢？我觉得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需要按照中国历史本身来观察，观察的结果是很明确的，就是它有周期性。过去也有人提过，如黄炎培到延安，说过中国历史有周期律，他是指改朝换代的意思。我是讲社会发展有周期，共有三个大周期，每一个周期结束，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周期，我也称它为大循环论。我是按照统一、分裂的循环交替来说的，中间是统一，两头是分裂。从战国开始就是分裂，秦汉统一了，到三国魏晋南北朝，又是大分裂，到这结束一个周期。然后从南北朝大分裂开始，隋唐统一，五代、北宋以后，出现辽、宋、夏、金、蒙古对峙的分裂局面。然后，蒙古统一，以后元、明、清统一，到近代辛亥革命后又是大分裂，形成军阀混战，以后国共对立，1949年又统一。从民族危机来说，也是一次危机，接着一次民族复兴，然后又一次民族危机，接着又一次民族复兴。东周时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缕，以后是秦汉的民族复兴；魏晋以后，“五胡乱华”又是一次民族危机，接着出现隋唐大帝国，实现民族复兴；辽宋金元时期，再次出现民族纷争，元明清又是出现民族复兴的局面；近代又出现了民族危机，是来自西方。汉族经过了三次组合，我赞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说法，但多元一体不是一次，是搞了三次。秦汉时的汉族是第一次多元一体，就是华夏族融合了周围的蛮夷；第二次多元一体就是南北朝，“五胡乱华”，然后又是多元一体，隋唐时的汉族已经不是秦汉时的汉族了，隋炀帝、唐太宗都是杂种，五代时好几代都是胡人皇帝；元明清以后是第三代汉族，契丹人、女真人都被融合了，蒙古人来了以后，把北方各族人都叫做“汉人”，这时也混进了一些西域杂胡。
    按照我的理论，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由秦末农民起义中经汉代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巾大起义，至西晋的流民起义，可划分一个阶段；由隋末农民起义，中经唐代后期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巢、王仙芝大起义，至宋代的农民起义，可划为第二阶段；从元末农民起义，中经明代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李自成大起义，至清代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可划分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农民起义都有其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每个阶段的农民起义都推动了那个时期的封建统治由强盛转向衰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有的人把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说成是封建社会的“修理工”，这是什么理论，这样的循环修理，历史不还是“长期停滞”吗？这和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的理论不是一个货色吗？
    ●按照您的理论，如何看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较晚这个问题呢？
    ■我的理论精彩之处就在这里。我的理论，不仅把中国看成是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工商业大国，而且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个世界贸易大国。如果不是世界贸易大国，丝绸之路为什么从我们这里开始呢？西方的国家，在近代以前在工商业上还不入门呢？是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的。不是我从你那里取经，是你从我这里取经。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工商业结构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工商业结构，导致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是畸形的。但工商业如此发展，为什么进不了资本主义呢？这是由于中国的工商业历来是受政府的垄断、操纵、控制的，不是民间自由的工商业。包括“和雇”、“和买”，是政府买民间的东西，不是民间的买卖。中国不是什么“基尔特”，中国的工匠是有编户的，直接受政府的控制。唐代的工匠，五个人一伙，四十人一团；明代，军民匠皂户口编制很清楚，商业中大的行当都是由政府控制着。中国历来都是盐铁专卖的，铜的生产也是由政府收购的，锡、硭硝、水银等也都是由政府控制着的。政府的财政收入，从秦汉到明清，其中的一半是从工商业中来的。民间还有一部分商业资本，但不能向产业资本转化，比如盐民、茶农是直接受政府控制着的，民间可以从政府手中去买，但不能直接投资盐、茶，个别时期也有这种情况，如宋代，但很快就完了。民间资本没有地方投，只有往土地上投，或者搞高利贷，这就不能形成西方那种自由贸易的商业。商业虽然发达，但不可能转化。
    所以，我认为西方社会是二元社会，而中国社会根本没有独立的商人阶层，谁都可以到这里来“客串”，没有稳定的商人队伍，商业资本不可能向产业资本转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只是个设想，实际并没有发生。中国历史上有些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自秦汉时期起就有打工的，那是自由的雇佣关系，这种东西可以找很多。
    中国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它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包袱。计划经济可以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但从所有制来说，国有官营这是传统的。现在，中国正从一个新的分裂走向一个新的统一、从一个民族危机走向一个新的民族振兴。中国要实行改革，改什么？还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实行承包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改变工商业结构的问题，即改变传统的工商业结构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政企分开，这才是搞到要害的地方。有一次我讲，从秦始皇开始就实行盐铁官营，到我们共产党还是实行盐铁官营，他们叫封建主义，我们怎么就叫社会主义？有人说，你不能这样提出问题，我说我就要这样提出问题，我还非这样提出问题不可！这就是我们要改革的要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在历史三岔口上》，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进入西方经济大循环；一个是回到历史上的经济循环。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走出历史大循环的怪圈》（均见《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就是主张从历史上的经济循环怪圈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