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宪章》是英国贵族迫使国王签署的保障贵族自身政治权益的文献。但是，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初始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使英国统治者不得不正视商业社会存在的现实，因此，在《大宪章》的条款中对商人的地位、商业社会的状况予以认同并予以法律框定。
    《大宪章》共有63款，其中直接涉及到商人、商业和城市的有8款之多，与商业社会观念有关联的，如财产权等问题的有10款[10]（P.193-199）。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并不都是关于贵族与国王的权利义务关系。它们也分别涉及城市的地位和关税问题，一般性征税问题，对商人的罚款、罚金问题，商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和度量衡的统一问题等。在13世纪初期的封建国家的这样一部具有法律效用的文献中，如此多也如此广泛地关注到刚刚起步的商业社会中的一些主体问题，不能不说是对商业社会的认同。下面，笔者从《大宪章》有关条款的具体内容认识其对商业社会的主要方面的法律框定。
    首先，《大宪章》对城镇权利进行了法律框定。《大宪章》第十三款规定[10]（P.195）：
    同样地，涉及到伦敦市的捐助（也应予以免除）。伦敦市应该享有所有的古老的自由权利，应该享有免除所有陆路和水路的关税的权利。而且，我们应该授权所有其它城市（Cities）、自治市（Burghs）、城镇（Towns）和港口都享有它们所拥有的自由权和关税免除权。
    此条款不仅使城市免除了无端的封建捐助，而且使城市获得了免除关税的权利。封建捐助是英国大小领主（包括国王）除了领地收入以外的最大的经济来源，它所涉及的范围大、名目繁多，并且与英国封建制的土地分封和人身依附关系直接相连；关税是英国封建领主除了土地收入以外的与商业和城市有直接关系的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在中世纪，不仅国王征收关税，各类封建领主也在各城市间、各地区间任意征收各种名目的关税。尽管此时国家有征收税收的权力，但是，《大宪章》对征税作了种种限制：第十二、十四款中，关于兵役免除税和其他税的征收上，强调只有议会有权征税，其它主体的征税都带有许多严格的条件限制。
    除了对城市经济上的保护，第十三款还强调城市的“自由”权，这种“自由”在当时并未明确界定其范畴，但却为后来作为商业社会主体的城市的政治权确立奠定了基石。就在《大宪章》颁布实施后不久，在另一份文件《大宪章实施后国王约翰和贵族的协议书》中，又提到了伦敦的地位及保护措施等问题[10]（P.199-200）。
    其次，《大宪章》对商人地位在法律上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商业社会中，主体群体是商人。中世纪时，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其生命财产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13世纪初的《大宪章》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英国商人的地位。《大宪章》第四十一款规定[10]（P.196-197）：
    所有的商人都会得到安全和保障，不管他们是到英国来还是出英国去；也不管他们一直住在英国还是在英国旅行；不管他们是通过陆地还是通过海洋，是买还是卖，除了交纳按古老的传统而必须交纳的正当关税外，他们都免除任何不正当的苛捐杂税。
    显而易见，第四十一款明确提出保障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且规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商人，只要在英国国土之上其安全得到同样的法律保障。这不仅反映了商人阶层作为新兴阶层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也是对商业社会主要群体的法律认可。商人群体代表着社会新的发展方向，“在中世纪，只有商业和与商业有联系的金融活动才能向人们提供富裕和社会地位迅速升迁的机会。”[8]（第218页）
    与城市所享有的权利一样，商人们也享有许多相应的权利。《大宪章》第二十款有关罚金的条款中，指出商人在犯有重大罪过时，在被证实的前提下，可以处以罚款，但保留他的商品[10]（P.195）。在《大宪章》第四十二款中，提及人们出国后仍合法地保留对国家的效忠权时，特别强调商人同样享有这一权利。
    最后，《大宪章》的条款还涉及到有关商业社会原则。《大宪章》第九、十、十一款涉及到债务问题，确立了债务归还原则。其中对债务的抵押品、债务利息、债务人死后的债务由谁归还、怎样归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英国的商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商人，特别是犹太人居多，因此，在第十、十一款中明确提到了如何对待作为债权人的犹太人的债务问题。因为当时英国以国王为首的贵族经常拖欠商人的借款，甚至赖账，明确债务归还的原则有力地保护了商人特别是外国商人在英国的利益，有利于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创立。《大宪章》第三十五款中就白酒、淡啤酒的量度、呢绒布的宽度都作了统一规定，对其它的重量单位也进行了统一[10]（P.196）。另外，《大宪章》第二十八、四十七、五十三款，对个人的财产保护作了详细规定，尽管其中未明确提出商人的财产问题，但其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意识却贯穿了商业社会的精神。